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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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6篇

第1篇: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

国内外旅游演艺综述研究

2013级区域经济专业作业

[摘要]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旅游新业态呈现在旅游者面前，演艺业和旅游业结合的新型旅游形式就是其中之一，该形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旅游演艺的发展增加了旅游吸引核，拓宽了旅游的文化空间，与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布局相符。通过对旅游演艺的研究，能够从实质上了解旅游演艺的内涵及现状，为旅游演艺的发展指引明确的方向，对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旅游演艺；
研究综述

一、旅游演艺相关概念及类型

（一）相关概念梳理及界定

1.文艺、文娱表演、演出、演艺

(1)演出：把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演给观众观赏

(2)文艺：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有时特指文学或表演艺术

(3)文娱：指看电影、唱歌、跳舞等娱乐

(4)演艺：a.指歌舞戏剧、曲艺杂技、影视模特等表演艺术；
b.指舞台演员的表演技艺；
c.文艺表演。

2.旅游演艺概念的界定

(1)名称的变迁

国内最早对于旅游演艺的相关研究是从主题公园内的演艺活动研究开始的。其中1998年6月初由国家旅游局综合司牵头举办的“全国主题公园文娱表演艺术研讨会”，是我国第一次召开的有关旅游演艺活动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这也暗含着旅游演艺活动日益突出的作用已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当时所使用的名称为“主题公园文娱表演艺术”。之后，随着旅游演艺活动对旅游地形象塑造与宣传的作用愈加突显，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效益愈发重要与突出，因而与之相关理论研究亦日益增多，研究范围和领域更为广泛。但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即是对研究主体称谓的不统一。如“主题公园文娱表演(徐菊凤，1998；
刘振宾，2003)”，“主题公园文艺表演(张永安、苏黎，2003)”，“景区舞台表演(邓锡彬，2003)”，“景区文艺演出(周玲强等，2004)”，“旅游表演(李蕾蕾等，2005)”，“旅游景区文艺表演(曾亚玲、李嫂，2007)”，“旅游演出(吴长亮、沈治乾，2007)”，“旅游演艺(徐世王，2006；
李幼常，2007)”等。随着旅游演艺的发展，特别是演艺产品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以及演艺业与旅游业相互渗透形成旅游演艺市场，使得旅游演艺在旅游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体现在名称上就是“演艺”与“旅游”的结合更加紧密，出现了“旅游演出”、“旅游表演”、“旅游演艺”的用法。

(2)对已有定义的整理

张永安、苏黎指出，主题公园文艺表演，是指在主题公园内开展的，一系列由专业演员参与演出的，围绕一定主题的艺术表演形式。这一定义，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主题公园的演艺活动，且将表演者限定为专业演员。

陈铭杰认为，旅游景区的演艺活动是指，从游客利益出发，反映景区主题和定位、注重体验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具有商业性质的表演和活动。这一定义，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旅游景区的演艺活动。

邓锡彬认为，舞台表演就是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以宏大的场景、精彩的演出、热烈的气氛以及光电声等高科技包装而形成的充满特定色彩的大型广场或剧场演出。这一定义，研究的范围局限于舞台表演，摒弃了旅游演艺的其他的非舞台形式；
同时，只针对大型演出，摒弃了其他中小型的演出。

诸葛艺婷、崔凤军认为旅游演出是旅游业与演出业相互渗透的结果，因而分别从旅游业和演出业不同的视角加以阐释：旅游演出，对于旅游业来说是一种旅游产品，是依托当地旅游资源、运用表演艺术的形式来表现目的地形象的精神服务产品；
对于演出业来说，它是在演出产业整体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走入旅游市场的一种形式，是演出策划人组织在演出场所将节目表演给观众（主要是游客）欣赏的过程。这一定义，把表现目的地形象的高水平的大型旅游演出等同于各种内容、形式与规模的旅游演出了。

李蕾蕾等人认为，以吸引游客观看和参与为意图、在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现场上演的各种表演、节目、仪式、观赏性活动等，统称为旅游表演。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旅游表演的内容，但忽略了另外一些虽然不是在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现场上演，但以表现该地区历史文化或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且以旅游者为主要欣赏者的表演、演出活动。如在旅游城市的剧院、剧场、戏院、酒店、茶馆等内进行的主要针对旅游者的娱乐表演活动。

综上所述，对于旅游演艺的认识正在逐步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特殊性走向大众性，旅游演艺的外延正在不断扩大。但以上定义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通过对以上相关概念的整理和更深理解，认为“旅游演艺”一词更能体现当前该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内涵和产品特点。一方面能反映出其集多种表现形式于一身的表演艺术特征；
另一方“旅游演艺”一词相对其他的称谓，对其活动特征及项目内容的描述显得更为贴切。

（二）旅游演艺的类型

根据演出场地的不同，将旅游演艺活动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

1.广场类

(1)景区广场类

a)广场舞台类

以深圳世界之窗每晚在“世界广场”推出的大型晚会为代表。该类演出一般运用先进的舞台灯光技术，采用氢气球、秋千、声控模型、鸽子等占据多位空间，并释放焰火、礼炮配合舞台演出。演出内容既有融杂技、小品、歌剧、哑剧、服饰表演、游戏娱乐于一台的综艺类节目；
也有主题鲜明的音乐舞蹈史诗类节目，如深圳世界之窗的《创世纪》、《跨世纪》、《千古风流》等。

近年来大型晚会在灯光、舞美、特技运用上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广场舞台类演出的舞台有向豪华型发展的趋势。如深圳世界广场大舞台，原有的功能比较简单，其顶部负重设计只有6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演出需要，而且舞台台面固定，演出使用大型道具不可能，要设计气势更为磅礴的场面便显不敷使用。2001年，为适应景区舞台表演艺术的日臻完善，让最美的艺术拥有最好的表演舞台，世界之窗斥资上亿元，建成了中国首座全景式环球舞台。该舞台能分能合，能上能下，伸缩如意，旋转自如，使舞台最大演出面积达1，200平方米；
整个舞台共有可移动构件40多块，可根据剧情组合拼接切换，可移动座椅中升起花道可以让演出从观众席展开，这些使表演更具动感变化；
同时还拥有水幕、激光背景和阶梯表演区，为中外艺术家营造了广阔的创造空间。

b)广场巡游类

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中华百艺盛会”游行为代表。该类演出是一种行进式队列舞蹈、服饰、彩车、人物表演，一般与节庆相结合，在景区广场进行，有的以民俗风情为主题，有的以传统神话为主题，有的以童话传说为主题，音响热闹，喧闹喜庆，服饰夸张怪诞，娱乐性强。如民俗文化村推出的“中华百艺盛会”游行队列，汇集了高跷、秧歌、旱船、威风锣鼓、四大美女等民间文化娱乐；
而世界之窗的大游行则汇集了皇家马队、扑克方阵、典礼仪仗、文化彩车等异国文化风情。

(2)社区广场类

在城镇乡村的社区广场内进行，以民俗表演为主要内容，形式多样，规模可大可小。社区广场演出和景区广场演出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表演者即社区居民。在特定的社区环境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表演，使演出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带给游客更丰富真实的审美体验。

社区广场演出的特点还表现在它的演出时间主要集中于特定的传统节日期间，是当地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汉民族众多的舞龙民俗为例，盛行于广东丰顺县埔寨镇的舞火龙，在元宵节进行；
四川洛带古镇除了在元宵之夜舞火龙，还在夏季伏旱时节舞水龙；
而在广东湛江东海岛的东山镇，每年中秋节镇上居民都会自发组织“人龙舞”，人人积极参与到舞龙活动中。因而，民俗表演与民俗活动密不可分，它在民俗活动中生存、发展，并履行着民俗活动赋予的任务。

近年来为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许多地方社区的民俗表演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传统节日，如人龙舞的演出时间不再限于农历八月十五，只要有节日或重大庆典，它都舞动起来。民俗表演时间的灵活，演出频率的增加，必然使其原有的某些社会功能丧失，如在中秋之外表演的人龙舞，其“迎丰收”的功能自然就消失了；
同时，频繁的演出也会削弱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真实情感的投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表演的真实性。不过，总的来看，社区广场的民俗演出，由于社区居民的参与，仍然显示出较强的民俗色彩。

2.实景类

以桂林阳朔的《印象·刘三姐》为代表。

实景演出的概念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层含义。广义的实景演出是指一切在现实的真实场景中进行的演出；
狭义的实景演出则是指以自然山水为舞台和背景的演出，即山水实景演出。本文采用狭义的概念。

实景演出突破了传统的舞台表演的空间限制，将真实的地貌环境转化为演出场地，将当地人和他们的日常生产、民俗民风、生活行为等转化为艺术素材。实景演出的本性，使它天然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离开了当地的山水，就失去了舞台；
离开了当地的人民，就没有了演员。同时，实景演出又是最浪漫的演出。它将现实的山水环境进行艺术渲染，观众置身其中，感觉如梦如幻；
它将真实的劳动场景和生活景象进行升华，启迪人们。它的演出内容必须和自然景观相协调，所以它是惟一的、不可取代的。自然环境是演出的一部分，随着一年四季的不同，每天气象的不同，自然景观的变化，这个天然的舞台所表现的视觉感受也就不同，实景演出之魅力正在于此。此外，实景演出尤其重视生活中和演出现场的各种现实乐音和音效，创造性地将非常规的声音元素融入音乐，如将风声、拍水声等一些自然的音效元素纳入进来，成为有机的音乐语汇。

《印象·刘三姐》以方圆两公里的漓江水域为舞台，以十二座山峰为背景，将刘三姐经典山歌、广西少数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巧借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观，配以变幻莫测的灯光，创造出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在漓江山水间展现出一幕幕生动的艺术画面。《印象·刘三姐》的成功运作，表明一场好的大型实景演出是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展示景区形象和魅力的一种新形式，同时也为挖掘、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有效形式。

《印象·刘三姐》的成功，带动了国内实景演出的热潮。之后，丽江推出了《印象·丽江》雪山篇，河南嵩山景区推出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杭州也在打造《印象•西湖》。

实景类演出非常重视演出场地的选择。如《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项目选址在距登封市南面五公里的待仙沟，主表演舞台为一片峡谷，山呈竖状排列，近、中、远景层次分明，构成典型的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关系。峡谷内有溪水、树林、石桥等，可构成实景表演的要素。山峰的高度和层次适合灯光的运用，山谷内回音不大，对音响设计影响很小。山谷的入口为一片平地，大多为荒地，为大型停车场及项目配套酒店、景区商务、游客集散提供了很好的场所。不远处的马桩水库正好构成景区风光的一部份。具备了中岳嵩山自然剧场所需要的良好条件。

3.剧院类

以杭州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丽江的《丽水金沙》、昆明的《云南映象》、贵阳的《多彩贵州风》等为代表。后两者又被称作“原生态”演艺产品，是近几年旅游演艺产品中极受关注的产品类型。

剧院类是比较传统的演出形式。和前两类演出形式相比，剧院演出受封闭空间的限制，舞台面积有限，因此，为了获得理想的视听效果，带给观众美好的体验，对舞台设施和舞美设计的要求很高。往往要投入巨资，配备高科技舞台设施。如杭州宋城剧院，斥资200多万元引进美国激光效果公司“梦幻色彩”系列15瓦全彩色激光灯。为配合激光演出，剧院还专门从美国引进价格不菲的室内水幕喷头，每平方米达40000点的出水密度真实地在剧院内营造出云蒸霞蔚、烟雾朦胧的场面，使观众体验更加真切。为达到美仑美奂的逼真效果，又斥资200多万元引进世界顶级品牌摇头电脑灯。如此先进的灯光设备使得以往大面积普射、高亮度的灯光布置模式变为突出重点、虚化、烘托气氛的设计模式。除顶级效果灯外，剧院内还有三十多排、上千只PAR灯组成的总功率达700千瓦的灯阵，随剧情的变化营造出魔幻般的强烈灯光效果。最富创意的是舞台采用了最先进的长达100米的旋转幕布景，不仅便于场景的切换，还增加了舞台效果的流动感。

剧院类演艺节目虽然对舞台硬件设施要求较高，但同时由于受舞台面积所限，和广场类特别是实景类动辄数百人的演出人员相比，演出队伍一般并不庞大，而且和实景演出相比，对演出随处的自然环境也几乎没有依赖性。因此，剧院类演出一般都可以形成驻演和巡演的双重模式。如《云南映象》从2003年8月在昆明开始公演到2004年10月全国首轮巡演结束，先后在昆明、杭州、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成都等全国15个省市区26个重要城市进行了210场演出，观众达30万人次。除了国内巡演，《云南映象》还进行了海外巡演。2004年11月《云南映象》作为国家对外文化宣传重要项目，即“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南美行”活动的主打内容，前往南美巴西、阿根廷演出；
受“美国戏剧演出季”的邀请，于2005年11月开始在美国辛辛那提演出16场，初步签约未来3年在美国各地演出500场以上。国内巡演和海外巡演极大地提升了演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云南映象》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宴舞类

以西安唐乐宫的《仿唐乐舞》、丽江玉龙吉鑫园文化饮食城的吉鑫宴舞《木府古宴秀》为代表。

宴舞类将餐饮与演出融为一体，既属于旅游餐饮类项目，又是旅游演出的另类。作为旅游餐饮类项目，宴舞之美食要突出地方的、民族的特色，体现旅游地饮食文化的精华。如《木府古宴秀》“集中展示纳西民族的经典大餐”（《木府古宴秀》宣传资料）；
《仿唐乐舞》因主要面向海外游客，故集中展示中华美食。作为旅游演出类项目，宴舞之演出要突出表现旅游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如《木府古宴秀》展示了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摩梭人走婚，以及丽江古城“放水洗街”和“放荷花灯”的传统习俗；
《仿唐乐舞》则展现了唐代宫廷歌舞的韵味。

宴舞之演出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借助精彩的舞台表演、华丽的服饰及声、光、音乐、舞美等舞台艺术手段，烘托宴饮的氛围，愉悦食客的心情，使之既饱眼福又饱口福。虽然一般在旅行社的报价单中，宴舞项目中的歌舞表演往往属于旅行社免费赠送节目，但这并不意味着歌舞表演只是餐饮活动的附庸或点缀。以《木府古宴秀》为例，从餐饮的价格来看，市场上的定价是普桌160元／位，贵宾桌200元／位，不菲的餐饮价格中很显然已包含了歌舞表演的成本，甚至很有可能歌舞表演本身已占了整个宴舞项目成本的相当比例。所以很难说，宴舞究竟是以“宴”为主，还是以“舞”为主。

此外，广义的“宴舞类”还包括一种在茶馆内进行的小型特色演出。在这类演出活动中，游客即茶客，边品茗，边欣赏富有民俗特色的传统艺术表演，如北京老舍茶馆的评书、曲艺和小型京剧折子戏表演，成都老顺兴茶馆的带杂耍特技的川剧小剧目演出。茶馆演出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体味民俗、感受地方文化的极好的机会。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旅游演艺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此前近十年，国内出现了以深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以及杭州宋城、常州中华恐龙园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主题公园。很多研究者敏锐地观察到旅游演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旅游演艺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于主题公园领域。鉴于文娱表演在主题公园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98年6月由国家旅游局综合司牵头举办了“全国主题公园文娱表演艺术研讨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召开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探讨了文娱表演在主题公园中的作用，以及主题公园文娱表演的类型、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此后，国内学者对旅游演艺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主题公园和景区演艺活动的文章。张永安、苏黎归纳了主题公园文艺表演的概念、分析了主题公园文艺表演项目的作用，并以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为例，具体分析了主题公园文艺表演产品的三个层次。李蕾蕾等也以华侨城主题公园为研究对象，归纳了旅游演出产品的类型和特点；
探讨了华侨城主题公园大型旅游演出的生产流程、产业体系及生产机制，指出华侨城的旅游表演产业模式对一般演艺企业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杨正泰分析了旅游景点景区文艺演出的作用、文艺表演的形式，并探讨了如何策划和组织文艺演出。邓锡彬从产品层面、企业层面、战略层面具体探讨了舞台表演在景区中的价值取向。陈铭杰归纳了旅游景区的演艺活动的概念和特征，并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对景区演艺活动品牌化进行了探讨，提出要从企业战略高度上制定品牌化演艺活动策略。

此外，还有学者对城市旅游演艺市场进行了研究。诸葛艺婷、崔凤军针对目前旅游演出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即演出产品趋于平庸化、雷同化，从市场、文化、资源、政府等角度探讨了我国旅游演出精品化的策略。崔凤军还从市场、节目、运作模式和文化体制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夜游资源与旅游演出市场的开发问题，并探讨了政府如何在推进夜游市场的开发方面有所作为。绝大多数学者是在研究主题公园时，把旅游演艺作为其中一项内容进行简单论述。

卜奇文、高远针对我国主题公园的现状，指出要推陈出新，不断寻求展现和积累乐园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主题公园仅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不能利用文化内涵策划创造出表现这种内在文化特色的活动，将不能吸引大量游客。他们指出，苏州乐园由于经常举办水上芭蕾表演、广场音乐会、啤酒节、桂花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为吸引游客和不断提升企业形象、扩大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肯定了深圳主题公园为了延长主题公园的生命力，所属的艺术团体时时排演新节目，使旅游产品不断得到完善、充实和更新的做法。

何建伟在分析深圳华侨城旅游文化特色时，对旅游演艺活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指出，华侨城不但重视旅游文化内容的丰富性，更着力于旅游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包装手法，以形式的生动性充分发掘和表现旅游文化的生动内涵，让游客喜闻乐见。他把精心组织的民俗风情表演、各类节庆及节日演出活动以及高品位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看作是高雅与通俗共存的深具内涵的旅游文化形式。

翦迪岸结合深圳世界之窗6年来建设经营过程与经验，指出创新是旅游市场与经营机制变革的核心，世界之窗在经营实践中摸索出“新增项目+活动策划+艺术表演+节日庆典=市场”的规律，其中大型高水平文艺表演和各景点的表演是主题公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部分。

岳红琼回顾了我国主题公园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我国主题公园主题和项目内容的取舍原则。她指出，我国多数主题公园都是以参观为主要形式，具有相当的知识性和教育性，但娱乐性不足，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她认为，后来许多新建设的主题公园在保持知识性和教育性的同时，加大了娱乐的含量，而且增加了演出活动，体现出对参与性和文化性的重视，使市场愈来愈宽阔。

彭红霞、李娟文研究了我国主题公园开发在认识、决策、经营管理和宏观调控等四个方面的误区，提出了主题公园的行业对策和企业对策。在企业对策中，她们指出，文艺表演应该深化主题，构筑精品工程，巩固和扩大主题公园的知名度。

刘振宾分析了文娱表演在主题公园中的地位、文娱表演的作用、内容特点以及表现形式。他指出，近年来，纯表演形式增加，娱乐生活化的较少，有越搞越大的趋势。他认为，一般性文化表演，还是以小群多路、短小精悍、遍地开花、欢快热烈、参与性强、非舞台化为好。

池雄标从城市旅游系统的角度，以华侨城主题公园为例，指出主题公园超越生命周期定律的突破口在于，以景区载体为依托进行内涵动态化创新。他认为，创新的出路在于动静结合，动静互动，以主题公园本身的精美性为基本出发点，以主题公园的场地和设施为载体，推出日日出新的活动和节目，将各种吸引游客的因素聚集起来。

董观志分析了主题公园产品形态的演变路径与发展趋势，归纳了中国主题公园攀升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指出其第二次攀升的基本特征就是影视的参与、表演的凸现。他认为表演的凸现，其创新意义是：强化了旅游主题公园的表演功能，注重了游乐项目的文化性和精致化，丰富了旅游主题公园概念的基本内涵。其积极效果是：增添了景区的文化底蕴，渲染了游乐环境的氛围，发展了人格化的游乐项目类型，增强了景区与游客的互动性。

邹统钎以深圳世界之窗的节庆表演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大型艺术表演的策划理念、大型节庆活动的策划方法、节庆表演的整体布局方式，以及节庆表演的宣传与推广的手段，最后总结出四点经验。此外，邹统钎在总结旅游景区产品创新的方法时，认为节庆表演活动的开发是景区产品功能创新的主要途径。他分析了节庆表演的作用，总结了国内很多景区在表演项目开发方面的成功经验；
最后指出节庆表演活动的开发应坚持的原则。

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地区的旅游得到了很大发展，云南丽江地区旅游业发展尤其迅速，成为国内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代表，引起了众多旅游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在国内旅游学界的兴起，丽江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很多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民族旅游开发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其中包括对丽江民间音乐歌舞和传统节日在旅游开发中的变迁的研究。

张晓萍针对云南丽江地区的洞经音乐和傣族的泼水节在旅游开发中发生的变迁，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论了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如何处理好旅游与文化、开发和保护的关系问题。宗晓莲研究了丽江纳西古乐在旅游开发中发生的变迁及其原因，以及丽江民间音乐歌舞与旅游表演市场的发展状况，探讨了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商品化与文化产业化的问题。此外，张晓萍还探讨了“舞台真实”问题，认为“舞台真实”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而且“舞台真实”可以防止大量的游客进入“后台”，是保护原生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但她也指出，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和搬上舞台的，如一些带有神圣文化内涵的资源就不能随意开发为旅游资源。因此，她认为，要积极地看待旅游文化真实性问题，把它看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赵红梅探讨了旅游业中的文化商品化和文化真实性问题。她认为，民族文化商品化的过程，是一个对民族文化进行包装、裁剪、肢解、删减的过程。她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节日商品化现象为例，指出，一方面文化的商品化势必会影响文化真实性；
另一方面，对文化的商品化要持有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把文化商品化当作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途径，并保证文化商品化操作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同时把文化的真实性看作是不断变化的和相对的。

马晓京指出，民族文化商品化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利弊兼备；
他针对传统的民间习俗和庆典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开展而发生的变化，探讨了旅游活动中文化真实性的含义，指出，对民族旅游文化真实性的追求因旅游者类型而异，而且，民族旅游文化的真实性并不等于文化的原生性，它是可以变化的。

随着各地越来越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大力打造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演艺项目，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大型演艺产品。2003年云南昆明推出由杨丽萍领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接着广西桂林又推出了由张艺谋导演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这两台节目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引起了旅游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强烈关注。林艺、王佳研究了《云南映象》的产业运作模式，指出民族文化的挖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桶金；
企业投资、市场运作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扶持和引导。陈泽以《云南映象》为例，分析了民间乐舞的“母体乐舞”性质在这部歌舞集中的种种表现，探讨了《云南映象》是如何继承、发展并创新民间乐舞的。成慧慧从《云南映象》的成功，引发了对中国民族舞蹈的文化生态思考，指出中国民族舞蹈要走出尴尬境地，必须迈出三大步：第一，发掘原生态资源，满足精神回归的审美需求；
第二，演绎人性文化，营造自然和谐的审美绿洲；
第三，解读消费文化，拓展循环互动的艺术生态空间。

缪开和从艺术魅力和市场运作两个方面对《云南映象》进行解读，指出它的艺术魅力在于具有多彩的民族特色、深厚的人文内涵、强劲的生命激情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它的市场秘诀在于本身蕴藏的文化价值、艺术魅力、品牌效应和适应市场需求的创作机智，在于推出过程凝聚着特殊的营销策略、营销机制和营销格局。他认为，深入分析和深刻揭示《云南映象》的艺术魅力和市场秘诀，对于促进云南和全国的艺术创作和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借鉴意义。

莫林虎和陆军则对《印象•刘三姐》进行了研究。莫林虎认为，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是对电影《刘三姐》的再创作和再加工。它利用了电影《刘三姐》的文化资源和桂林山水的旅游资源，以现代理念、现代传媒手段制作了一个具有国际性、时尚性的现代大众文化产品。陆军以桂林阳朔“锦绣漓江•刘三姐歌圩”为例，运用民族文化旅游主题开发的RMTP理论，对《印象•刘三姐》的文脉、市场、主题和旅游产品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并总结了《印象•刘三姐》实景主题开发对我国民族旅游开发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不论是《云南映象》中多彩的民族舞蹈，还是《印象•刘三姐》中动人的山歌，都来自民间，是民间艺术的“原生态”的或创新的表现形式。而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04年8月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发布及同年6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的召开，它的保护问题很快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与之相应，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章。其中，有些研究者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关系，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
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元素，旅游策划应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
认为旅游开发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主张通过政府的主导和扶持，民间经济的介入，运用与旅游、文化、体育等相结合的方式，使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走向大众，并逐步在市场中靠自身的生命和魅力生存发展。

还有些研究者具体论述了傩戏等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开发，提出要树立傩文化与旅游业联姻的开发理念，组建傩戏艺术团，把傩戏的演出、傩面具展览融入自然风光之中；
建议通过建设傩戏博物馆、表演傩技绝活等措施开发利用傩戏资源。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旅游演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景区和主题公园旅游演艺的研究，对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大型旅游演艺的研究，对民族、民间旅游演艺的研究，以及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旅游演艺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展和深入，研究的立意已经从旅游演艺促进景区和主题公园的发展，走向演艺产品的开发提升地区旅游形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了。但由于旅游演艺在国内还是新兴事物，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目前来看还侧重于个案研究，缺乏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各类有代表性的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原则、开发途径和开发模式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法、综合分析法对旅游演艺的基本概念和近年来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情况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以期对旅游演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三、国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旅游演艺业的发展起步较早且相对成熟。因而相关的研究范围更广、领域更多，但数量相对旅游其他方面的研究仍显得不足。其中以个案研究的形式为主，视角宽泛且独特，包括有从文化遗产旅游的角度、对社区的影响!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节庆活动、市场营销、产品的市场化运作等方面进行研究。总之，国外研究内容较之国内有所拓展，但相关的研究成果仍很缺乏。

国外关于真实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歌舞表演旅游产品真实性评判的研究，Richard Handler和William Saxton(1998)在研究过程中将歌舞表演旅游产品划归为体验真实性(experience authenticity)，认为其真实性由观众、表演人员评判；
Williams(1994)认为，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旅游中舞蹈表演的真实性旨在表现历史、地理、文化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外化动作(姿势、旋律表现的内容)、社会上专业人员给定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规范的乐章以及代际流传下来的乐谱等进行表现。Yvonne Payne Daniel(2003)通过对美国土著、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舞蹈表演的跨文化研究，认为在旅游特定环境下(tourism settings)的舞蹈表演保留着“真实性”和创造性，杰茜卡·安德森·特纳(2004)主要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国内外一些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进行研究。他认为旅游点的文化表演不仅是对旅游者而言的融合或改变文化形态的途径，同时也是旅游点的主人参与旅游生产、宣扬自己特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形态的手段。

除此以外，目前国外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对未来变化趋势的预测以及如何消除所面临的不利因素，获得可持续发展。如注重稳固的观众群体，扩大社会影响和市场效应；
以崇高艺术水准、良好口碑效应，赢得赞助商长期主动的资助；
把艺术教育、社区互动、巡回演出作为获得社会支撑的要点。以市场化方式承担和实现政府发展艺术的职能；
用好政府政策和自身社会资源，与大企业紧密互动，合理把握商业需求与艺术发展相结合的度，取得多赢效应等。总体上来说，虽然国外研究视野较之国内有所拓展，但相关研究成果还是相当缺乏。

四、旅游演艺研究的发展趋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对旅游演艺的研究当中，据在中国知网相关文章的统计数据，2009至2010年11月就有55篇之多，上述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有所欠缺，主要表现在：1.描述性分析的多，模型统计研究的少；
2.概念等相关理论研究的少，现象研究的多；
3.个案研究的数量不少，但只是宏观论述，缺乏实证，缺少说服力。在以后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宏观方面

1.多借鉴其他学科知识

旅游演艺的研究大多是就现状谈问题，就问题谈对策，仅限于旅游学的角度去研究。今后，应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方面应多综合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管理和方法，为旅游演艺模型研究寻找理论支撑，以形成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实践对策方面可与消费者行为学、营销学等学科结合，确实探讨出实现旅游演艺功能的对策和措施。

2.加强定量研究

旅游演艺研究中描述性研究占大多数，缺乏实证。没有实证的研究，即使再深入，也缺少说服力。在旅游演艺的研究中可多运用构造模型研究和统计方法研究，既能加强文章的深度，同时又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研究的目的，除理论意义之外，更多的是指导实践，实证研究能够提升研究结果的可行性，使旅游演艺功能实现途径更具体、更微观。

(二)微观方面

1.进一步完善概念等理论研究

旅游演艺是演艺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新业态，旅游演艺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相关理论的界定模糊，例如旅游演艺的概念内涵、旅游演艺的分类方式等是人云亦云，对旅游演艺这一提法也是近几年才逐渐统一起来的。旅游演艺研究急需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以后的实证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对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影响因素的研究

旅游演艺对旅游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中，对旅游演艺功能意义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是如何使旅游演艺功能效益最大化，关键还是在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的影响因素，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影响因素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旅游演艺项目功能的实现。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各因素之间的重要性和一般的旅游产业是否相同，应是旅游演艺未来研究的重点。

3.对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目前对旅游演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演艺的功能意义以及发展现状方面，从长远的角度对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旅游演艺属于高投资、大制作项目，应该将其作为长远性的战略目标去实现，不能只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多从文化保护、风险规避、综合效益最大化等角度出发，把旅游演艺当做是一项长远的旅游发展业态去研究，实现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随着人们对现代旅游体验性的深入认识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成为第一营销力，以区域文化为主调的商业演艺与旅游产业迅速结合，有力地促进了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旅游演艺的迅猛发展，就在于它具备旅游与文化的双重魅力。既可以顺应旅游需求、丰富旅游内涵、增强旅游吸引力、提高旅游者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水平，做到以文化产业化促进旅游发展；
又可以张扬区域文化、彰显区域形象，做到以旅游发展带动文化产业化，从而深深吸引了政府、企业和游客的注意力。以《印象•刘三姐》为例，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效应，不仅将桂林的自然美、民俗美和艺术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形成了3000万的门票收入，并吸纳附近600多名农民就业，拉动当地GDP增长了两个百分点。好的旅游演艺产品的市场穿透力和社会经济效益可见一斑。正是基于旅游演艺的上述魅力，各地纷纷抢占这一高地，使旅游演艺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趋势，即“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大制作表现在从演艺项目的策划到作曲、灯光、音响、舞美、服装等一律由国内顶级专业人士亲自担纲，从舞台硬件设施到节目力求精益求精；
大场面表现在常常突破传统舞台的概念，实景类往往以山水为背景，观众目之所及皆为舞台，所动用的演职人员动辄数百近千人。而剧院类的动态舞台常常将声光电水雾等运用到极致，给人以震撼性的感官刺激。大制作和大场面需要大投入，表现为一台节目往往投资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并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对“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的极度追求，刺激了大型演艺活动的兴旺发达。

作为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旅游演艺一经诞生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在加快发展旅游演艺的同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当年主题公园热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当时全国所建的2500家主题公园，沉淀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到现在仅有10%左右赢利，20%持平，其余70%都处于亏损状态。对于同样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的旅游演艺项目，应切忌“滥”、“俗”、“套”：一是要防止泛滥。旅游演艺需要相当数量的外来游客支撑，否则就无法生存。二是要避免庸俗。通俗不等于庸俗，粗制滥造、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演艺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三是要不落窠臼。旅游演艺贵在创意，如果像当初“主题公园热”那样纷纷模仿抄袭，不仅会引发恶性竞争，而且会带来惨重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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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幼常.国内旅游演艺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07.

[3]　刘艳兰.旅游演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旅游业的影响[J].科技广场,2009,(8):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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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鹏.中国旅游演艺新时代[J].旅游时代,2009,(1):29-33.

[6]　徐薛艳.上海旅游演艺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7]　李美莲.桂林旅游演艺发展研究[J].市场论坛,2009,(5):65-66.

[8]　余琪. 国内大型主题性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初探[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第2篇: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

国内外应急物流研究综述

作者：李创

作者机构：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0; 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来源：华东经济管理

ISSN：1007-5097

年：2013

卷：000

期：006

页码：160-165

页数：6

中图分类：F51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应急物流;基础理论;运输优化;物资调运;系统构建

摘要：　　应急物流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本文归纳整理了近些年国内外应急物流的研究文献，从基础理论、物资调运和运输优化、系统构建三个方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国内外应急物流近些年来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分析，对总结应急物流的研究发展历程，把握应急物流的研究现状，预测应急物流的研究趋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3篇: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

西方学界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界研究农村建设问题，最早源于19世纪40年代科尔等学者研究农村聚落的景观形态，即农民的住宅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学者阿·德芒戎在《法国德农村住宅》的文中对法国农村居住形式与农业职能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以农业职能来确定和划分农村住宅类型，随后他又在《法国农村聚落类型》一文中,首次对农村聚落的类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村落形成与自然、社会、人口、农业之间的关系。随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引起广泛关注后，尤其在日本，在原有村落共同体被破坏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从而使得农村共同体的活力变得脆弱，如何重建有活力的农村成为了西方学界关于农村建设的重要研究点。在1994年，日本学者祖田修和大原兴太郎通过分析日本现代农村后揭示了因人口的过疏而弱化了农村共同体。他们指出，以前的农村自然管理体系的丧失招致了众多问题的发生，尽管近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农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还是弱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融合。同时，他们认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综合实现经济、生态环境及生活的价值，要更加重视农村居民的相互交流，满足农村居民的诸多诉求，尤其是社会与文化方面。

传统农业社会的村落主要还是零散特征为主。到了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工业产业的逐渐发达，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取代，乡村集聚的趋势不断发展，以下国家为主要代表：

1.美国的郊区新村化

美国的新村建设主要还是以郊区为依托开始的。在二战以后，由于私人交通工具的发达和普及，美国郊区出现了低密度、空间上无计划地扩张，由此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问题和污染、空间浪费、地价和房租上涨、基础设施超负荷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开始在郊区规划了新社区或新村。其特点是土地混合利用、布局紧凑。

2.英国农村中心村

随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英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口减少，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随后，由干大都市郊区化的迅速发展，周边的许多乡村人口又急剧增加，因此乡村地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开始对乡村地区进行大规模规划,以促进其繁荣。50年代初到年代,英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发展规划”，核心是加强乡村地区人口的集中，建设中心村。为了提高乡村服务设施的利用率，发挥其规模效应，政府出台了一套综合性政策，促进住房、就业、服务和基础设施向中心村集中，以加大对中心村地区的投资，促进其成长，支持中心村腹地的发展。

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中心村在大规模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加剧了乡村的社会问题，政策与实践不协调，成本效用机制发挥不足等。由此，国乡村政策转向了“结构规划”，一改过去一统天下的中心村政策,呈现出多元化的政策，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有的发展市镇，有的限制发展中心村，但英国中心村政策仍然占据了发展主流的地位 。

3.韩国的“新农村运动”

上世纪60年代末，韩国政府发现,农业发展缓慢已经制约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因此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是为“新农村运动”。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民树立“勤劳、自勤、合作”精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韩国的新村运动，以改善生活环境为突破口。到70年代后期,全国所有农村全部通车，几乎所有农户都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政府还通过发放补助和贷款等方式，帮助农民改善住房条件,由此带动了农村的全面建设。

国内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前的主要研究观点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就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当时主要是两种研究动机，一类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主要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
另一类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以费孝通为代表。

建国以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三个阶段：80年代早中期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
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后的学界观点

（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方面

学界主要认为新农村建设旨在通过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城乡差别的缩小或消灭；
必须打破传统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矛盾，消灭城乡差别，使城乡呈现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以城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为核心的城乡统筹战略，消除政府在城乡经济资源分配中的农村歧视来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田丰和潘义勇 2006；
马芒 2006；
赵树凯 2006；
郑新立 2006）。对于新农村建设内容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金融制度的改革，财政体制和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以及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的农村法制建设等方面（张晓山 2006；
满海峰和朱丽献 2006；
赵海莉 2008；
李景波和胡胜德 2008；
樊红敏 2011；
徐纬和谢文君 2011）。

针对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几年的实践经验与存在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在地域资源和经济差异分析下对新农村建设目标具体化。其中，任保平（2008）认为西部资源富集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关键是战略转型，但却对西部资源富集区资源优势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如何利用缺乏深入探讨；
文尚卿和刘玉清（2010）针对中部地区提出以规划为基础，在发挥政府组织服务优势基础上的农民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路径，但却缺乏解决中部地区新农村实践问题的针对性。

由于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目标之间存在一定主从关系，在新农村建设的不同阶段应该有所偏重（郭翔宇等2008：韩连贵2008）。新农村建设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曾莉2007；
李春林2007；
琚兆成和李全红2011）；
生态环境建设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娄金华等2007；
季昆森2008；
肖邵峰和李皓2011）；
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基础是发展现代农业，这是对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的深化和具体化（高煦照2007；
柯炳生2008；
刘远2011）；
新农村建设核心是把农民增收减负的各项政策措施转化成与经济规律作用相一致的长效增收机制，把城市中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高质量生活等逐步延伸到农村（蔡昉2008）；
新农村建设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创新入手，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增强农村金融为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功能（周波2008；
赵家国2011）。

与此同时，取他山之石，学者们对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出现的“贫民窟”问题做出深层思考，并对邻国韩国、日本相关的乡村运动进行研究，从农业现代化、组织建设、规划和法规体系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借鉴（董立彬 2008；
项殷和魏旭晔 2009；
杨明秀和祝海波 2009）。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方面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重点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分歧：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认为如果财政政策能更大地来支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投入是“一石数鸟”。通过改进现有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上水、下水、电、道路等，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帮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转移出来的农民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市场的需求者，真正做到农民增产增收。

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农村福利说”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实的选择应当是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来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认为，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去跟其他经济主体进行谈判，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以陈锡文（2007）为代表的政策部门的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村经济繁荣起来。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方面

自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很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学者们也开始对新农村建设的适应性模式进行全面研究。

郭晓帆和林芳兰（2006）对此提出，新农村建设模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当地实际，而且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发挥村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作用。张文丽（2008）认为，新农村建设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须立足农村本身，走农村自我发展、集体自我积累、农民自我投入的“内生型”发展道路；
基于此，其特别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来完成向社区化、城市化的转变，但却忽视了集体经济中大量社会资本付出会影响企业发展后续动力，从而导致新农村建设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样，刘成玉等（2010）针对政策偏向的“给予、减负、松绑”外驱式发展模式，提出通过城乡均衡博弈的“三农”内部动力驱使的发展模式。此研究弥补了国内对于新农村建设机制层面的研究不足，但实际上此模式要求的外部支持体系水平较高，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现阶段是否能够展开还有待验证，可以说是一个长期发展构想。

在寻求农村自身发展中，学者们开始探索如何借助于多元主体力量展开新农村建设。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张克中和贺雪峰（2008）通过社区参与新农村项目建设的博弈模型得出，社区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可体现社区公共物品需求偏好以便更好地解决供给效率问题；
褚添有（2008）基于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造成的低效、浪费、短缺、消费拥挤等问题，提出作为重要建设力量的第三部门通过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来逐渐解决“三农”问题。从“新农村试验示范区”角度，崔浩（2008）提出利用地方政府与大学资源的互补性来创建多元主体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体制；
另外，鼓励和吸引大学生到农村自主创业、就业，可以为现代农业注入有生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吕军书2008）。

基于上述研究，后续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微观层面，强调依据地方资源优势带动新农村建设。刘自强等（2008）对城乡产业布局、农村整治方向、农村职能外部性以及农村补贴等现实政策问题予以深入思考后，提出建立城郊型、农产品基地型、特色产业型、生态保育型、文化价值型等多元化新农村发展模式。韩连贵（2008）依据我国中东西部区域特色提出，东部农业集约化生产经营区域模式，东北部粮油等农业产品生产区域模式，中部粮棉油糖等农业产品生产区域模式和西部农业生态环境维护区域模式。章寿荣（2008）则依据南京市典型示范村的实践提出城乡转移要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总结出城市工业扩散支撑模式、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特色产业开发模式和生态型农业支撑模式这些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同样，闵海燕（2008）从辽宁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总结出工业型、城镇型、农庄型、生态型、第三产业服务型五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乔颖丽等（2008）则通过对西部12省（区）面临的问题和优势分析，得出三种新农村建设模式，即现代农业模式、基础设施模式和资金集聚模式。随着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俞雅乖和高建慧（2011）以改善农民生活为落脚点，提出生态新农村建设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

除了以上对于要素资源的综合考虑外，学者们还提出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建设模式以及建设区域条件。以地方制度为中介，以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与磨合来实现由单一制度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发展迈向以地方制度为基础的制度和谐发展，以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构互动，促进新农村建设向纵深方向迈进（王培刚2008）。针对目前地方政府热衷于村容整治，陈鹏（2010）提出村容整治特别是村居建设主要属于私人产品范畴，县域涵盖“三农”且连接城市，是基于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最佳地域层次。

第4篇: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

国内外模因研究综述

作者：钟玲俐;

作者机构：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来源：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ISSN：2095-7602

年：2011

卷：000

期：009

页码：P.107-111

页数：5

中图分类：H030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模因;模因论;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摘要：模因是文化信息单位。近20多年来,国外有关模因的研究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该理论。模因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和解释各个领域的新视角,启发我们的新思维。模因论的新颖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值得我们关注。推动模因理论的发展和相关的实证研究是模因学者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第5篇: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

国内外古镇旅游研究综述

张冬婷，邱扶东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41)

［摘要］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产品类型不断增加，古镇旅游日趋兴旺。文章通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的系统回顾，引证、比较、分析、评价了国内外古镇旅游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其结果，希望能够为古镇旅游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古镇旅游;旅游产品;旅游开发;商业化

20世纪80年代，周庄率先发展旅游业，带动了我国古镇旅游开发的热潮。随着旅游产品开发的纵深发展和媒体的宣传推介，古镇的巨大魅力逐渐被人们了解。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扩张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人们愈发渴望“感受自然，回归传统”，古镇则以其悠悠古韵和淳朴的生活气息，满足了人们的这一心理需求。在古镇旅游热的带动下，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古镇纷纷效仿，竞相进行旅游开发，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古镇旅游实践

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开始介入古镇旅游的研究领域，累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国内外古镇旅游研究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够为我国古镇旅游实践和研究提供参考。

1国外古镇旅游研究综述

国外古镇旅游发展历史较长，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涉及的领域广泛，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1.1古镇旅游的利益相关者

主要是对古镇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研究。玛丽亚(María)采用经验主义方法及计量经济学的有关模型，研究古村镇旅游者的特征，并计算出古镇旅游市场在西班牙某地区旅游市场中所占比例。威肯斯(Eugenia)对希腊北部哈尔基迪基(Chalkidiki)一个海滨古镇旅游地的86名英国度假者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定性分析，指出不同旅游者在同一目的地的体验方式存在差异。安东尼等(Antonia，eal.)基于获益分析方法，对科罗拉多州西南卡米尼奥斯(Caminos)风景名胜道沿线居民的调查显示，相比其他居民，西班牙裔居民显然更看重旅游发展对当地文化的裨益，并对加强管理以保持独特的文化氛围显示出更大的关注。威廉姆斯等(Williams

et al.)揭示了新西兰10个村镇居民对旅游发展社区影响的感知的区别，通过聚类分析法将其分为4类人群，并指出在调查居民感知的过程中应注重被调查者的个人价值观，而非人口学特征。

1.2古镇旅游地的演化和转型

阿格沃尔(Agarwal)在探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与重构理论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以英国3个小中、大型海滨传统集镇(Minehead、WeymouthScarborough)为例，指出旅游地的衰落不一定与生命周期或某一特殊的资本阶段有关，而应是内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旅游地的再次复兴必须着重发掘该地的独特内涵。

1.3旅游与古镇文化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

劳里(Laurie)研究了因旅游而产生的文化商业化现象对玛雅古村落文化传统形式的影响。罗德里戈(Rodrigo)研究了巴西村镇波尔图(Porto)和塞古罗(Seguro)风情游的案例，当地居民力图通过销售旅游纪念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的“文化复兴”工程，将传统文化以商业化的形式加以展示。科恩(Cohen)对墨西哥瓦哈卡(Oaxaca)的4个萨巴特克语村镇的旅游研究显示，本土化管理模式通常为当地一些经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然而，一部分人的经济获益却有可能加剧整个社区经济的不平衡。帕姆代尔等(Pam Dyer，et al.)、华尔普等(Walpole，et al.)也都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了旅游发展所引起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转变。

1.4古镇旅游中的社区参与

多根等(Dogan，et al.)对弗吉尼亚州某游憩区周围5个传统古镇居民的调查表明，居民对旅游的关注程度、生态价值观、资源利用率、所感知到的旅游发展带来的损益度等因素，影响着社区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霍恩等(Horn，et al.)通过对新西兰罗托鲁和凯库拉(Rotorua＆Kaikoura)的分析，认为研究社区历史和结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区如何适应并参与管理旅游。从旅游人类学角度出发，海蒂达尔(Dahles)指出在面对旅游业发展所提供的机会时，旅游地社区各参与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阿尔布(Erb)对印尼弗洛斯(Flores)岛古村镇芒加莱(Manggarai)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地居民有着几百年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并为游客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文化空间，表明目的地社区主动地采取一定策略，不仅能够应对变化和革新，同时亦可延续和发展其传统文化，而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旅游带来的影响。布伦特等(Brunt，et al.)、塞瓦特托森等(Cevat Tosun，et al.)的研究都强调了居民参与、主客交往在古镇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性。

1.5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伯恩斯等(Burns，et al.)对西班牙内陆传统古镇古莱亚(Culellar)的调查表明，政府对新兴旅游地、旅游活动开发的引导，有利于传统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福克纳等(Faulkner，et al.)在前人旅游灾害管理规划模型的基础上，针对“澳大利亚洪水日”(Australia Day Flood)灾难给著名的旅游古镇凯瑟琳(Katherine)造成的巨大损失，提出了更为详细的预防旅游灾害的管理规划框架，防止意外天灾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打击。摩亚(Moya)以法国传统农业小镇喀麦纳(Commana)的旅游发展为例，指出只有充分考虑旅游地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经济的运作。此外，研究与实践表明，大部分旅游地都具有一定的增长极限和生命周期，达到成熟期的旅游城镇除了要注重

产品的推陈出新、加强营销、保护环境外，还要实行旅游地增长管理策略，即以“政府有意识的计划”，“在地方权限内影响速度、总量、类型、地点和未来的发展质量”，在管理方法上，提倡综合运用市场导向、地方规范和法律程序手段，达到旅游目的地增长的有效管理，以实现长盛不衰的可持续发展。

2国内古镇旅游研究综述

自周庄旅游带动我国的古镇旅游热潮，整个国内古镇旅游业已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但与国外一些发展成熟的传统旅游古镇相比，大部分国内古镇旅游地尚处于开拓探索阶段。此外，我国的古镇旅游的资源条件、客源市场以及整体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的大环境都具有自身特点，因此，国内古镇旅游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与国外不尽相同。

2.1古镇旅游存在的问题

古镇旅游开发中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也使许多古镇的生态环境、文化氛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旅游容量饱和

熊侠仙等通过对同里、周庄和甪直的实地考察以及客流数据的对比分析，指出这3个古镇的节假日客流过分集中，年增长率突破30%，超过了古镇旅游容量允许的限度，造成“旅游公害”———景区拥挤混乱，建筑、环境遭到破坏。阮仪三指出，古镇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导致游客流量的猛增和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原住人口逐步外迁，部分传统民居变成旅游商业用房，使原有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变化。

2.1.2古镇旅游产品自身的缺陷

第一，主题重复，产品单一。田喜洲通过调查指出，不论是江浙沪地区古镇主打的“小桥、流水、人家”，还是西南地区凸显民族风情的古镇旅游，都存在主题雷同的问题。李苏宁对此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将其表达为“发展模式克隆”，他特别指出，江南六大古镇虽然分别形成了商业古镇、居住古镇、宗教古镇和生活西塘等特色发展模式，但在景观、旅游项目上仍存在较强的替代性，各自的旅游主题也不能清晰地反映出经营上的差异化，缺乏亮点与特色。

第二，配套设施不完善。秦容指出，古镇区的配套设施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卫生工程不健全，生活废水废渣污染严重，有的景区甚至没有干净的厕所;旅游配套设施跟不上，如旅游餐饮、住宿档次低、条件差，景区内缺乏完善的导游服务系统。

2.1.3商业化的影响

以彭小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古镇旅游开发是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表现，众多游客、商人的进驻是对古镇的一种侵蚀，“过于浓厚的商业气息”，不仅改变了古镇的外在面貌，也使其内在性质发生了变化如古镇人口结构的改变和对民族文化的浅薄利用。卢松等则肯定了对古镇进行的旅游开发，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村镇的一种有效转型方式，不但可以为当地人提供生机，还能复兴地方的传统文化，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以李倩、吴小根、汤澍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应区分“商业化”和“过度商业化”，认为适度的商业化是古镇社会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移的过程，“过度商业化”则会对古镇产生不良影响，积极的做法是要探寻商业化与保持传统文化的平衡点，树立具有本土特色的高品位商业文化，通过振兴“老字号”、开发特色旅游商品等方式，在商业活动中融入古镇特有的文化氛围。

2.2对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研究

2.2.1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很多古镇都有着大量历史古建和深厚文化底蕴，因此，发展古镇旅游必须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以陈志刚为代表的学者坚持“保护”的绝对重要地位，认为保存古镇的原貌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前提，而旅游发展只是为保护古镇服务的。但大多数学者主张保护与开发并举，以适度的旅游开发带动对古镇的积极保护，并提出了在开发中做好保护工作的原则和具体策略。如刘德谦提出了古镇保护与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认为旅游利用是保护古镇的一种最佳方式，保护古镇必须保护它的原生性、完整性、真实性、多样性及其整体空间布局。此外，熊侠仙等、江五七等都通过对某一古镇旅游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开发保护原则和对策建议。

2.2.2“空心化”与反“空心化”之争

以阮仪三等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空心化”是保护古镇建筑和传统风貌的有效手段，即把古镇区原住居民迁至周围新区，再对建筑、街区进行修缮，派专业工作人员进驻。以李苏宁为代表的学者并不认同“空心化”。他以乌镇为例，指出“空心化”开发看似保存了古镇，但却丧失了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悠然神韵。他主张居民留在古镇区，反对外来旅游经营者的进驻。江五七等则提出了“部分空心化”的观点:将一些安全状况令人担忧的古民居住户迁出，其他住户则继续留住，并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但严禁他们私自翻修古民居。这样既改善

了居民的住房条件，又保护了古镇的生命力，防止使古镇成为没有“人气”的静态景观。

2.2.3古镇旅游开发原则

资源条件、客源市场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镇旅游开发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凸显地方特色，挖掘文化底蕴。古镇旅游的持续发展，应建立在保护、挖掘和展示其独特文化内涵的基础之上。阮仪三等全面总结了江南水乡古镇特色:植根于“水”环境的自然景观和生活特征，交融的文化，繁荣的市井经济，“天人合一”的环境氛围。陈汉波着重分析了江南古镇的内水文化特征及其成因:深厚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背景条件，温润的气候、发达的内水空间影响到人的精神世界，发达的商业经济构成坚实的物质基础。类似的研究还有陆建伟、孙洪刚等，前者从生态背景、物质基础和文化内涵三方面论述了江南六大传统古镇的文化成因;后者从特色建筑、民俗艺术元素入手，分析了江南古镇独有的文化意境。具体到开发实践，李健等以四川罗城古镇为例，分析了当地建筑、艺术、民俗和遗存的特色，并对其旅游形象和市场定位进行了探讨。陈勤建以朱家角民俗文化旅游为例，提出文化旅游开发必须拒绝伪民俗、开掘真民俗。崔进分析了石牌古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从地理优势、区位优势、历史和现实作用等方面阐述了石牌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

第二，注重旅游产品的针对性。王雪梅以四川为例，指出古镇应基于资源、区位条件，针对不同的旅游需求开发相应的产品，如观光游、文化展示游、探幽访古游、民俗风情游等。冯淑华则通过对旅游者行为模式的研究，揭示了古村落旅游产品设计的个性化原则。

第三，增加体验性产品。俞琪以西塘古镇为例，提出设计体验性古镇旅游产品的“感官化、主题化、意象化、参与性”原则，并就一些具体项目提出了落实措施。蔡家成、吴文智也都系统阐述了古镇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方法和途径。

2.2.4古镇旅游开发的具体环节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成熟，对古镇旅游开发的研究，已逐渐深入到操作性强的具体环节。

第一，形象定位。罗文等在文脉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双江历史文化名镇CI模型，并总结出设计旅游地形象的三大着眼点: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王乃举通过对安徽三河古镇的案例研究，指出旅游形象的塑造必须根植于对地域脉络的精心挖掘和揣摩，实现形象与地脉的“和谐”。李东和等对苏州部分水乡古镇的宣传口号和旅游形象进行对比分析，确定了苏州水乡古镇旅游形象定位的原则，即“尊重地方历史文脉、易识别、表达顺应时代、

突出个性”，并针对各个古镇的具体情况提出个性化建议。

第二，旅游流的引导规划。张建分析了成都平乐古镇大、中、小尺度旅游流结构现状和问题，并探讨了古镇旅游流引导规划的路径和总体思路:通过古镇内部和周边旅游空间结构的重构，扩展旅游容量，实现综合开发的统筹与协调。

第三，古镇旅游商品的开发。黄大勇等以重庆磁器口古镇为例，分析游客对古镇旅游商品的需求特征，从商品内容、包装、营销等方面提出了创新开发的思路。

2.3对古镇旅游相关利益主体的研究

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研究，既可以使古镇旅游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又可以为古镇管理的改善提供依据。刘炳献等通过对广西扬美古镇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居民对旅游所带来的影响有相似的认知，而与旅游业相关的人群对旅游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非相关组。尹乐等分析了周庄旅游者的结构特征及利益追求，在此基础上，指出周庄旅游要根据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相应的产品。王莉以西递、宏村、屯溪老街以及乌镇为例，进行了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分析，指出应鼓励社区公众参与对古镇的开发管理，加强游客教育，对旅游影响进行监督和评估，促进各利益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刘莉全面分析了同里古镇旅游者和居民的感知，总结出旅游者与居民的感知差异及其与旅游保护及开发的关系。

2.4对古镇旅游组织管理的研究

2.4.1加强古镇景区管理

朱国伟等对周庄景区游客清洁生产活动进行了调查和总结，提出通过景区基础设施达标以及强化对人和设施的管理，来推动景区清洁生产。罗燕等通过对周庄古镇解说员和游客的调查、访谈，从旅游解说角度分析了景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动态解说系统、空间解说线路的缺陷影响了古镇旅游解说功能的发挥，并提出改进建议。

2.4.2引入企业管理模式

李苏宁提出要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全面引进工商企业管理的概念，成立旅游管理委员会(DMO)主抓战略管理，以生命周期为控制工具，全面贯彻营销理念，强调旅游产品的创意策划，打造独特的“企业品牌”。

2.4.3坚持政府主导

余丹认为古镇旅游开发不能纯粹依赖市场，应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由政府成立旅游开发领导小组，主持开发规划工作，并加强对市场的统一管理。李倩等亦指出，在政府的积极干预下，建立政府引导的市场运作机制，处理好古镇管理者与旅游经营者的关系，是保证古镇旅游良性发展的必要手段。

2.4.4加强社区参与

秦容对比了古镇旅游中的周庄模式、乌镇模式和丽江模式，指出居民参与在古镇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性，提出加强居民教育、组织由居民成立“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等方式，提高居民的自觉保护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刘焱评价了重庆磁器口古镇旅游社区参与的现状，提出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旅游参与能力来加强社区参与。

2.5对古镇旅游地区域竞合的探讨

相似的目标市场和古镇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决定了古镇旅游要在竞争中合作，寻求“共赢”。陶伟等以苏南3个水乡古镇的旅游发展为例，提出主导旅游资源相似的临近地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C—C模式)，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三大战略———旅游目的地管理战略、旅游产品差别战略和旅游空间拓展战略。邢夫敏通过文献研究、问卷分析，指出宏观环境因素、行业环境因素和古镇自身因素是影响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因素，并从这3个方面对结论进行了解读。

2.6对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蒋志杰从对旅游地形象层次体系、文化旅游资源区位和区域，以及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分析入手，探讨了古镇文化旅游策划，主张用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旅游规划来实现江南水乡古镇的可持续发展。陈来生指出江南水乡古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乡村旅游动机，保护和营造符合休闲和生态要求的旅游环境，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展示。王云才进行了江南六镇旅游开发利用模式的对比研究，提出了古镇景观持续利用的过滤与分离机制、适度与协调机制、保护与维护机制、培育与参与机制。金准等对安徽龙岗古镇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考虑到区域自身调整能力的前提下，提出了评价区域旅游可持续力的修正方案

3对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古镇旅游研究，主要涉及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旅游影响、区域竞争与合作、营销管理等诸多方面。由于国内外古镇旅游在发展阶段、资源特点等方面的不同，古镇旅游的理论研究也各有侧重。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国外研究多将理论论述和数理模型、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注重结论的客观性和理论创新。国内研究则多采取理论论述与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但对调研数据较少采取数理建模的方式进行分析。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由于国外古镇旅游发展历史较长，充足的案例反映了各个发展阶段的典型问题，因此国外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类型较多，并且注重通过对某一旅游地某一问题的深入剖析，对开发实践提出针对性的指导。而国内很多古镇旅游地尚处在探索阶段，因此理论研究也就更加注重在宏观层面上提出原则性、策略性的指导，以期为整个规划开发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在研究趋势上，国内研究开始注重实际操作性，围绕开发实践中的具体矛盾，提出对策建议并且随着我国古镇旅游的持续推进，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逐步扩展，例如，对古镇经营管理模式古镇旅游品牌形象塑造的研究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继续强化理论探索，较好地梳理、界定诸如“商业化”、“过度商业化”、“旅游容量测算与控制等争论较多的问题。此外，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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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参考文献多达62个，因篇幅关系删除了余下数十个。

第6篇: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概念、成因与对策

正面影响：
Han , Lee and Suk(1999以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七个国家的两千多家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并选择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的绩效指标，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持股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Jensen和Meckling(1 976最早提出了“利益汇聚假说"，他们的研究表明，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呈现正相关的趋势。管理层持股比例会通过影响股权的所有制结构来影响管理者完成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用于监督管理层偏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会减少，从这一点说，股权激励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即管理层持股会使管理层与股东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Hall和Jeffrey Liebman②(1998重点研究了管理人员薪酬和股东财富的相关性，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经理人而言，比起他们获得的工资和奖金对公司价值的作用，他们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多。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利益汇聚假说”。
Hanson与Song@(2002贝JJ指出管理层持有激励股权有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的作用，从而增加公司价值。

负相关

与Jensen和Me Ckling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反，Fama和Jensen(1983提出了“防御假说”，认为如果经理人持股水平过高，会让他们在公司中的地位变得非常牢固，他们如果有足够的投票权和影响力可以达到与其他股东抗衡的程度，就够做出非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Core、Guay和Larcker(2001的研究也认为，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监督较强的公司中对管理者进行股权激励的不多，但往往这些公司的业绩比较好。
Ohad Kadany和Jun Yang(2006的研究发现，在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情况下，如果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太高就会就会出现管理层通过财务报表造假等内部交易的方式来影响公司的股价。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Fama和Jensen(19834提出“管理者防御假说"(management entrenchment，该假说也被国内学者称为“掘壕自守假说"：如果管理者拥有的所有权增加，他就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企业，受外界约束的程度也随之减弱，则他会更多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且管理层持有的股份越多，企业被购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使得控制权市场 对管理层的约束力度减弱。
如果管理者拥有的所有权增加，市场（经理市场、公司股权市场）对管理者的约束力下降，此时管理者在公司中的地位会非常牢固，他就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企业，从而他就会更多地去追求自身利益而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且管理者持有的股份越多，企业被购
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就使得控制权市场对管理者的约束力度减弱。DeAngelo（1986） ，Shivdasani（1993）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确实会产生“管理者防御” ，从而减少公司价值。

国外研究综述

Ohad Kadany和Jun Yang(2006的研究发现，在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情况下，如果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太高就会就会出现管理层通过财务报表造假等内部交易的方式来影响公司的股价。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Core、Guay和Larcker(2001的研究也认为，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监督较强的公司中对管理者进行股权激励的不多，但往往这些公司的业绩比较好。
Morck(1988的研究结果认为：管理层持有股份不会提升公司效益。理由是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升，他们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而谋取私利，结果便会导致企业的效益下降。

Boyo,B.K (1994研究提出董事会对企业的控制程度越高，经理层控制企业的程度越低，则总经理的报酬水平越低，二者之间呈负相关，不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实施效应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其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管理层持股和企业经营绩效是否相关的问题上。

1．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
王战强(1997利用1997年底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和公司业绩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1997年底我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拥有公司股权0．0488％，二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0052，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
魏刚(2000对816家上市公司在1998年年报公布的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与以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他认为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
高层经理人员持股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也不存在“区间效应"。
魏刚(2000以1999年813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多个回归模型对经营绩效与年度薪酬、经营绩效与管理人员持股数、年度薪酬与经营绩效、企业规模、管理人员持股、以及行业的分布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明显不足，报酬结构单一，使得无法产生有效激励，导致高级管理人员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不相关。
李增泉(2000对1998年度所有上市公司绩效与薪酬、持股的研究，得出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李对公司持股比例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尽管净资产收益率排名在前69位公司的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和69家亏损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几乎没有差别，但持股比例排在前161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却明显高于持股比例为0的161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和。因此，李认为当经理人员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股票激励的影响还是显著的。
李增泉(2000选取1999年799家上市公司的年度报表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我国高级经理人的年度薪酬情况和持股情况。研究表明，较低的持股比例不足以对经理人员产生激励
作用，而高比例的持股激励对其影响显著；
经理人员的年度薪酬与公司绩效不相关，且公司规模对经理人员的年度薪酬及持股比例没有显著影响。
袁国良、王怀芳、刘明(2000以公司管理层(指董事、监事、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得出，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而且即使非国家控股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多少和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低。
陈湘永等(2000发现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EPS，ROE之间基本不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
高明华(2001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EPS，ROE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检验，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基本上不相关。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00的研究报告指出，董事长及董事会秘书持股市值与各业绩指标呈微弱的正相关，总经理持股市值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2．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于东智(2003发现董事持股比例之和、董事人均持股比例都未与企业绩效(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曲线关系，而表现出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刘国亮，王加胜(2000通过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职工持股比例与公司ROA、ROE、EPS的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经营绩效与经理人员的持股份额正相关。
许承明、濮卫东(2003用托宾Q和ROA来衡量公司的表现，发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与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张晖明、陈志广(2002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和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特别是以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表现的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湛新民、刘善敏(2003对2001年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报酬激励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有显著性弱相关关系。
吴淑琨(2002认为股权集中度、内部控股比例与公司绩效(ROA呈显著性倒U型相关关系。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较为成熟，并且实证研究分析居多，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企业采取股权激励措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我国对股权激励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而言发展还较不成熟。目前，我国对股权激励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该措施与企业业绩有无相关关系上。

董灵姗(2009 以光明、蒙牛两大乳业公司为背景，分析这两家公司同时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对各自的经营状况分别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原因，在光明的失败、蒙牛的成功过程中发现，股权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提升，但是不合理的股权激励计划也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布之后，王秋霞、陈晓毅(2007，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他们选择 9 家上市公司 2005 和2006 两年的 8 项财务指标进行分析比较，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股权激励措施并未给企业带来效益，一定程度上，企业的绩效反而下降了。朱红军、汪辉(2004以宏智科技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其股权设置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该案例，发现这种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邹越(2010以我国在 2006 年首次公布其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经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在总体上没有使公司业绩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在信息技术行业，公司的业绩水平反而下滑了。
朱泉国(2007 以一汽轿车为案例，分析其股票期权计划实施的必要性，得出的结论是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手段，对企业的绩效有明显的优势。郭福春(2002选取了 69 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这些公司均于上一年度实施了股权激励制度，研究结果证实这些采用股权激励措施的企业绩效优于未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表明股权激励制度给企业效益能产生正面影响。

徐二明、王智慧(2000选择公司价值和公司价值成长能力两项指标来分析企业绩效与管理层持股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无显著关系。袁国良、王怀芳(1999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基本不相关。魏刚(2000的研究表明高管人员持股情况与公司绩效之间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实施效应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其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管理层持股和企业经营绩效是否相关的问题上。
1．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
王战强(1997利用1997年底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和公司业绩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1997年底我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拥有公司股权0．0488％，二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0052，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
魏刚(2000对816家上市公司在1998年年报公布的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与以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他认为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
高层经理人员持股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也不存在“区间效应"。
魏刚(2000以1999年813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多个回归模型对经营绩效与年度薪酬、经营绩效与管理人员持股数、年度薪酬与经营绩效、企业规模、管理人员持股、以及行业的分布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明显不足，报酬结构单一，使得无法产生有效激励，导致高级管理人员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不相关。
魏刚(2000 以1999年813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高级管理层持有激励股权与以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结构单一，薪酬激励明显不足，使得无法产生有效激励，导致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还显示，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经营绩效也并不存在“区间效应”。

李增泉(2000对1998年度所有上市公司绩效与薪酬、持股的研究，得出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李对公司持股比
例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尽管净资产收益率排名在前69位公司的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和69家亏损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几乎没有差别，但持股比例排在前161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却明显高于持股比例为0的161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和。因此，李认为当经理人员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股票激励的影响还是显著的。
李增泉(2000选取1999年799家上市公司的年度报表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我国高级经理人的年度薪酬情况和持股情况。研究表明，较低的持股比例不足以对经理人员产生激励作用，而高比例的持股激励对其影响显著；
经理人员的年度薪酬与公司绩效不相关，且公司规模对经理人员的年度薪酬及持股比例没有显著影响。
李增泉@(2000通过研究1998年799家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持股的截面数据，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绩效指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激励股权比例的高低会影响股权激励作用。同时区域因素和竞争因素会影响两者的相关性。
袁国良、王怀芳、刘明(2000以公司管理层(指董事、监事、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得出，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而且即使非国家控股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多少和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低。
陈湘永等(2000发现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EPS，ROE之间基本不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
高明华(2001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EPS，ROE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检验，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基本上不相关。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00的研究报告指出，董事长及董事会秘书持股市值与各业绩指标呈微弱的正相关，总经理持股市值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2．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于东智(2003发现董事持股比例之和、董事人均持股比例都未与企业绩效(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曲线关系，而表现出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刘国亮，王加胜(2000通过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职工持股比例与公司ROA、ROE、EPS的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经营绩效与经理人员的持股份额正相关。
许承明、濮卫东(2003用托宾Q和ROA来衡量公司的表现，发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与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张晖明、陈志广(2002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和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特别是以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表现的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
员报酬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湛新民、刘善敏(2003对2001年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报酬激励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有显著性弱相关关系。
吴淑琨(2002认为股权集中度、内部控股比例与公司绩效(ROA呈显著性倒U型相关关系。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较为成熟，并且实证研究分析居多，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企业采取股权激励措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我国对股权激励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而言发展还较不成熟。目前，我国对股权激励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该措施与企业业绩有无相关关系上。

董灵姗(2009 以光明、蒙牛两大乳业公司为背景，分析这两家公司同时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对各自的经营状况分别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原因，在光明的失败、蒙牛的成功过程中发现，股权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提升，但是不合理的股权激励计划也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布之后，王秋霞、陈晓毅(2007，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他们选择 9 家上市公司 2005 和2006 两年的 8 项财务指标进行分析比较，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股权激励措施并未给企业带来效益，一定程度上，企业的绩效反而下降了。朱红军、汪辉(2004以宏智科技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其股权设置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该案例，发现这种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邹越(2010以我国在 2006 年首次公布其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经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在总体上没有使公司业绩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在信息技术行业，公司的业绩水平反而下滑了。
朱泉国(2007 以一汽轿车为案例，分析其股票期权计划实施的必要性，得出的结论是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手段，对企业的绩效有明显的优势。郭福春(2002选取了 69 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这些公司均于上一年度实施了股权激励制度，研究结果证实这些采用股权激励措施的企业绩效优于未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表明股权激励制度给企业效益能产生正面影响。

徐二明、王智慧(2000选择公司价值和公司价值成长能力两项指标来分析企业绩效与管理层持股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无显著关系。袁国良、王怀芳(1999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基本不相关。魏刚(2000的研究表明高管人员持股情
况与公司绩效之间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周建波、孙菊生(2003以2001年实施股权激励的3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每股收益作为业绩指标，对以上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特征，以及股权激励机制特征效果进行分析，他们认为，股权激励存在选择性偏见；
他们还认为，使用强制经营者持股与采用年薪购买股权的方式的激励效果要优于业绩股票和股票增值权。这是我国较早的对股权激励模式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只是关注了激励的短期效应，没有进行实施股权激励前后的差异对比。
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651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公司治理特征、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在实现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存在选择性偏见，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强制经营者持股、用年薪购买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
效果较好。
邱世远，徐国栋(2003采用1999至2001年高管持股和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的方法来研究股权激励的效应，结论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不但存在，而且是显著的。一个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高的公司的业绩要比高管持股低的公司的业绩要好的多。认为这会使高管在参与经营决策是与公司长期利益时一致的，他们的研究结论证实了Jensen和Me Ckling的“利益汇聚假说”。
邱世远和徐国栋(2003利用上市公司整体的经营者持股数据分析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了高管持股数高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比高管持股数低的公司的经营业绩好，而且这两类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差异显著的结论。
陈勇、廖冠民和王霆(200517副以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总部经营者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配对样本研究方法，认为实施股权激励后，上市公司的业绩总体上略有提升，但并不显著。
陈勇，廖冠民，王霆(2005研究则避免周建波、孙菊生的研究中的不足，考虑了股权激励的连续性，更加注重股权激励的比较和长期激励效应。他们选取了1999至2001年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37家上市公司，采用配对样本的研究方法以股权激励实施的起始年份前后业绩的变化来衡量激励效应。结论为实施股权激励后的公司业绩比起实施前有所提高，期权激励的比值最大，激励效果也最显著，但是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蔡吉甫，陈敏(2005对高管持股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还是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公司有效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且二者在形式上与反应治理效率的托宾Q值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
蔡吉甫、陈敏(2005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公司还是非国有公司，管理层持有激励股权都起积极作用，管理层持激励股权比例与托宾Q值呈倒“U"型曲线关系，同时受控制权性质的影响，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层最优持激励股权比例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层最优持激励股权比例，说明国有控股公司若采用股权激励方式解决代理问题，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有时甚至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丧失。
蔡吉甫、陈敏¨(2005研究发现，管理层持激励股权比例与托宾Q值呈倒“U"型曲线关系。验证了“利益趋同效应"与“掘壕自守效应"的存在。另外，受控制权性质的影响，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层最优持激励股权比例(55．78％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层最优持激励股权比例(14．57％。
王华，黄之骏 (2006首次从内生性视角研究我国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组成、股权激励行为与企业价值的互动关系。选取2001至2004年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阶乘法进行实证研究，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间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这并不受董事会组成的影响。
吴淑琨（2002）对1997-2002 年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ROA）呈显著性倒 U 型相关关系。
另外吴淑琨(20029通过对1997—2000年的平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显显着的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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