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明祭祀父亲的文章 清明怀念父亲文章2022_经典怀念父亲文章,供大家参考。
清明怀念⽗亲的⽂章3篇_经典怀念⽗亲的⽂章
清明怀念⽗亲的⽂章清明⼜⾄怀念⽗亲
古⼈云：“清明时节⾬纷纷,路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的脚步已经不远，只是⼀步之遥。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亲已经离开我们19年了。这期间我多次⾯对他⽼⼈家遗像时，想写点什么来怀念他，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
现在的我都已到中年，我们的孩⼦也已经长⼤，⽇⼦过得越来越好，往年清明节都是哥哥去扫墓。今年，母亲住在我这，经常会和母亲⼀起回忆⽗亲，谈起⽗亲，只觉得⽗亲去得太快，没有拖累我⼀天，没有让我伺候过⼀天，⼀直都是母亲在在照顾他，现在母亲也⽼了快80岁了，我便把对⽗亲的怀念倾注在母亲的⾝上，尽⼼去照顾母亲，希望她能健康地活着。
温和的春风中清明⼜⾄。⽽您，我的⽗亲您过得好吗?我们很想您，希望您在天堂⼀切安好。
清明怀念⽗亲的⽂章清明节怀念⽗亲
春⾬潇潇，弹拨着⼀曲曲摇曳压抑的旋律。这是⽣者与死者的⼼灵交融对⽩，这是天宇间阴阳两极的灵魂永存——
在鲁中钢城艾⼭村村北⼀个叫东北岭的地⽅,只见⼭峦叠翠,烟云飘渺，⼏个蒙古包式的坟茔在荒草的覆盖下，显得倍感孤单、凄凉。光阴如梭，18年了，我每次路过此地，都要到⽗亲的坟前看望⼀下，都会情不⾃禁的潸然泪下，⾯对冰冷的⽯碑，试问⽗亲，你在那边过的还好吗?为了追忆⽗亲，每逢清明时节，不管我⾝在何处都要准时的赶回⽼家祭祖。都会带上妻⼦给我准备的⽔酒、祭品到⽗亲的坟上“添⼟
”、“烧纸”，在⽗亲去世的18年⾥，我从未间断地接下这根“祭奠”这只接⼒棒，⽤此⽅法表达对⽗亲深深的追忆和怀念。
记得童年时候，家乡过年总是最热闹的。年货总有⽼爸张罗，除旧纳福贴对联，⽗亲全部承包了，我们只需在年前赶回家坐享其成，家⼈团聚，其乐融融。然⽽，18年来没有了⽗亲的存在，便感到没有了家的感觉，春节的年味渐渐淡了。
⽼家的事总是⼀年四节不断的。犁耕耙拉、婚丧嫁娶、鸡刨粪堆狗咬⽺、理不清的⼈情礼节，诸如此类，都不会我们兄弟六个操⼼，⽗亲⼈脉很好，早已打理得利索，我们只有安⼼⼯作的份，偶去充个⼈数。然⽽，⽗亲⾛了，⼈情世故全部接蹱⽽⾄，因没有了时间应付，于是⼈的感情也冷淡了许多。
⽗亲是⼤度的。记得⼩的时候，农村收麦⼦，家家总要画出⼀⽚空地来，整理、耙平、洒⽔、滚压结实，⽤来打粮⾷，农村叫“场院”。我家劳⼒多，不⽤同别家合伙，兄弟⼏个轮换着拉着碌碡碾压，⽤不了⼏个回合，⼀场的⾕⼦、⾖⼦、⼩麦就打完了。⽗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亲年轻时，烟瘾颇⼤，⼀根⽼烟枪总爱别在腰间，夜间免不了咳嗽如雷。娘虽常劝，但终戒不了。我想让⽗亲抽上“洋烟”，可经济总是拮据，⼜不忍⽼爸的咳嗽，于是想了歪主意，将⽗亲的眼袋偷⾛。⽗亲理解⼉⼦的⼼情，还真的就戒了。后来，我到北京⼯作，因为职业的关系，和北京卷烟⼚的⼀个⼭东⽼乡认识，给⽗亲备了“牡丹”“⼤公”“恒⼤”“⼤前门”“中华”以补偿，他也只是偶⽽地抽上⼀⽀，更多的与⽼友共享了。
⽗亲是个开朗的⼈。虽上了年纪，但脸⾊仍很好，78岁的⾼龄了还“有红似⽩”。⽗亲⾛的前⼀年，我们要给⽗亲体检，检查结果：⼀切正常。医⽣还说⽗亲的⾎压跟年轻⼈⼀样，特别是医⽣⼜提及他的长眉⽑，更是惹的他⾼兴，那可是他引以为傲的地⽅。
⽗亲是恋故的。农闲之际我们兄弟六个总要接⽗亲来城⾥同住，然⽽，每次恁不能超过⼀⽉。有⼀次，单位太忙，拖了⼏天没能送他回家，他便着了急，扬⾔：再不送我，去法院告你。我便跟着闹：好好好,打赢官司就送。他⽆奈：明天我⾃⼰⾛，我⼒争：家是⽡屋这是楼，吃喝玩乐不⽤愁，回去⼲啥?他很有理：清茶淡饭舒坦，乡⾥乡亲随和，反正明天要⾛。我只好发誓：明天不送你，就是你⼉⼦。他抿嘴苦笑(⽗亲不喜欢⼤笑)。第⼆天，公务⼜是缠⾝，⽗亲还是真的⾃⼰⾛了，为此，我很是懊悔。
⽗亲是清廉的。记得从⼩学到初中，9年的时间⽗亲⼀直担任庙⼦、董家庄、罗汉峪村三个村的联社社长，从没贪过集体⼀分钱、⼀朵棉花、拿过⼀根草棒⼦。⼏⼗年⾥，⽗亲的⾝先⼠卒，⼀直影响着我们兄弟六个，尽管我们兄弟六个有⼯⼈、⼲部、记者，但从不看到公家的东西“眼热”。
⽼⽗亲是迷⼈的。迷⼈的是他满头的银发，年轻时，⽗亲总爱光头。我想可能是家⾥太穷，买不起洗头膏之类的东西的缘故吧。后来，年岁渐长，天冷怕他感冒，就劝：留长发吧，他便欣然同意，没想到效果很好，从此不舍。每次为洗脚、修趾甲，刮胡⼦都是幸福的。然⽽⽼爸⾛了。虽然⽗亲已经⾛了18个年头，但总感觉在眼前、在⾝边、在⼼⾥，梦⾥亦是时常出现，在房前、在屋内、在⽥间、在地头、在劳作、
在⽿语……曾许诺⽼爸去看北京⽑主席、去故宫游览……，然⽽，夙愿没有实现，⽗亲却⾛了!值此清明节来临之际，怀着深深的内疚和不安，敲下这段⽂字，表达对⽗亲的深切怀念，⽂字虽然苍⽩⽆⼒，但那是感情真实的流露。⽗亲带⾛了⼀⽣的牵挂，也带⾛了⼉⼦们的永远的怀念和眷恋。
清明怀念⽗亲的⽂章我的⽗亲母亲
这是我⼀⽣中最⼤的憾事——如果8⽇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天，我总算良⼼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打电话她⼀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些我⼩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不要车来接，我⾃⼰打出租车回家，⽬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年我每年也去“麦加朝圣”，但⼀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李，与⽗、母匆匆⼀别。妈妈盼星星、盼⽉亮，盼盼唠唠家常，⼀次⼜⼀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作重要，先⼯作，先⼯作。
由于我3⽇要赶回北京，随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份我随吴邦国副访问⾮洲时，吴邦国副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时话的内容。⾸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点的名，⽬的有三个：1、⿎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的各部部长也正⾯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下我们公司的运⾏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些帮助。妈妈听了⼗分⾼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章却⼗分忧⼼。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个⼩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个⼩公司，去⼲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终于良⼼发现，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作，哪⼉也不去，与⼏个弟妹陪她在海南过春节，好好聊⼀聊，痛痛快快聊⼀聊。以前，我节假⽇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些时间⼯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了，要陪陪妈妈，我这⼀⽣还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急⽕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时，真是⼼如煎熬，⼜遇巴林雷⾬，飞机⼜延误两个⼩时，到曼⾕时⼜再晚了⼗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操劳、烦⼼，好象她⼀⽣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个电话。7⽇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的企业负责⼈，我汇报了⼆、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有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出差了”，“⾮⾮你的⾝体还不如我好呢”，“⾮⾮你的皱纹⽐妈妈还多呢”，“⾮⾮你⾛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脏⼜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打电话，妈妈⼜唠叨，反正过不了⼏天就见⾯了，就没有打。⽽这是我⼀⽣中最⼤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上午⼀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分钟出门，也许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眼后，妈妈溘然去世。95年我⽗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摊上，买了⼀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直到全⾝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充其量可以说是⼀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个陪伴⽗亲在贫困⼭区与穷孩⼦厮混了⼀⽣的⼀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改⼯作队的棉⾐，随解放军剿匪部队⼀同进⼊贵州少数民族⼭区去筹建⼀所民族中学。⼀头扎进去就是⼏⼗年，他培养的学⽣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级⼲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亲还是那么位卑⾔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个做⽕腿的⼤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学期间，也是⼀个热⾎青年，参加学⽣运动，进⾏
抗⽇演讲，反对侵华的⽥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年没有读完⼤学，辍学回家。时⽇，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潮，⽗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州⼀个同乡当⼚长的国民党军⼯⼚作会计员。由于战争的近逼，⼯⼚⼜迁到⼴西融⽔，后⼜迁到贵州桐梓。在⼴西融⽔期间，爸爸与⼏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个⽣活书店，卖进步书籍，⼜组织⼀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上了⾰命前线，有相当多的⼈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级⼲部。粉碎
“_”后，融⽔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灰⾊的历史，是“”中受磨难最⼤的⼀件事情。⾝在国民党的兵⼯⼚，⽽⼜积极宣传抗⽇，同意[禁⽌字符]的观点，⽽⼜⾮有与[禁⽌字符]地下组织有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部分⼈的疑点。在那种“”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条隐藏得很深的⼤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中⽂化程度，她要陪伴⽗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亲的挡风墙;⼜要照顾我们兄妹七⼈，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要⾃修⽂化，完成⾃⼰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级教师。她的学⽣中，不少是省、地级⼲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化⽔平，⾃学成才，个中艰⾟，只有她⾃⼰知道。
⽗母虽然较早参加⾰命，但他们的⾮⽆产阶级⾎统，要融⼊⽆产阶级的⾰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活在⼀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种纯洁的物质。历次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别⼈⼤得多，所受的内⼼煎熬也⾮他⼈所能理解。他们把⼀⽣任何⼀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母向党交⼼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终其⼀⽣，他们都是追随⾰命的，不⼀定算得上中坚分⼦，但⽆愧于党和⼈民。⽗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批⾼级知识分⼦⼊党时，⼊了党。当时向党交⼼，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母的谨⼩慎微、忘我地拼其全⼒⼯作，⽆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作，⽆暇孝敬他们⼀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命的中坚份⼦在⼀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命的名义，⽆私⽆畏的⼯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多增加⼀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象⽗、母这样追随⾰命，或拥护⾰命，或不反对⾰命的⼈是多的，他们⽐不⾰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去审查他们，⾼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且要精神⽂明与物质⽂明⼀同来⽀撑，以物质⽂明来巩固精神⽂明，以⼀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作后，我们对待员⼯，包括辞职的员⼯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精神、有责任⼼、使命感的员⼯进⼊⼲部队伍，只对⾼级⼲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们与⽗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
我们兄妹七个，加⽗母共九⼈。全靠⽗、母微薄的⼯资来⽣活，毫⽆其他来源。本来⽣活就⼗分困难，⼉⼥⼀天天在长⼤，⾐服⼀天天在变短，⽽且都要读书，开⽀很⼤，每个学期每⼈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资来解决基本⽣活的家庭相⽐，我家的困难就更⼤。我经常看到妈妈⽉底就到处向⼈借3～5元钱度饥荒，⽽且常常⾛了⼏家都未必借到。直到⾼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说让我向妈妈要⼀件衬⾐，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学时妈妈⼀次送我两件衬⾐，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合⽤⼀条被盖，⽽且破旧的被单下⾯铺的是稻草。“”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个⾼级知识分⼦、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学我要拿⾛⼀条被⼦，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年，每⼈只发0.5⽶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丢弃的⼏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渡过了五年的⼤学⽣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
59～62年，由于⼤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然灾害，国家陷⼊了经济困难。我正好在那时念⾼中，当时最⼤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读书，我⾼⼆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远⼤的理想，⾼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个⽩⾯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年朝鲜⼈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少。中国那时处在美国为⾸的西⽅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多，其困难⽐今天的朝鲜及⾮洲还⼤。
后来饿得多了，⽅法也多了⼀些，上⼭采⼀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的那种)，把厥菜根磨成浆，青杠⼦磨成粉代⾷。有时妹妹采⼏颗蓖⿇⼦炒⼀下当花⽣吃，⼀吃就拉肚⼦。后来⼜在⼭上荒地种了⼀些南⽠，以及发明了将美⼈蕉(⼀种花)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蕉根时，怕中毒，妈妈只准每⼈尝⼀点。后来看⼤家没有事，胆⼦就⼤⼀些，每天晚上⼉⼥围着⽕炉，等着母亲煮⼀⼤锅美⼈蕉的根或南⽠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那时，根本没有专⽤的厨房，⽽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个坑，作⼀个地炉，⼜做饭，⼜取暖，⼤家围在⼀起，吃南⽠，和和融融。
⽗母的不⾃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其他⼀个⽐⼀个⼩，⽽且不懂
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粮⾷，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下⽣活。⽽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样⼯作，⽽且还要负担七个孩⼦的培养、⽣活。煮饭、洗⾐、修煤灶……什么都⼲，消耗这么⼤，⾃⼰却从不多吃⼀⼝。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欲望的配给制，保证⼈⼈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三快⾼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糠和菜合⼀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次，他⼼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个可上锁的柜⼦都没有，粮⾷是⽤⽡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把，否则也有⼀、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私也是从⽗母⾝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私有⼀点关系。)后三个⽉，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个⼩⼩的⽟⽶饼，要我安⼼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学，⼩⽟⽶饼功劳巨⼤。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名养猪能⼿，或街边多了⼀名能⼯巧匠⽽已。这个⼩⼩的⽟⽶饼，是从⽗母与弟妹的⼝中抠出来的，我⽆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等教育制度改⾰时，开始向学⽣收费，⽽配套的助学贷款⼜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基⾦。在基⾦叫什么名字上争论很⼤，甚⾄有员⼯亲⾃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叫优秀××，这些⼈不少还是博⼠、博⼠后。我认为出⾝贫寒并不羞耻，⽽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母逼着学中度过来了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亲⼀⽣谨⼩慎微，⾃知地位不⾼，从不乱发⾔⽽埋头在学问中。因此，平安度过了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64年四清。但没有⼩难，必有⼤难。“”⼀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会写⽂章、是党的领导⼲部、有⼀些独⽴的政治思想的⼈(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爸爸在早期⾰命队伍中就算有⽂化的，⼜有教学经验，⼜是领导⼲部……，是这种模板。“”⼜是从教育界⾸先开始的，在横扫⼀切⽜⿁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抛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资派……九种⼈的⾮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_”，历时⼗年，短短的⼈⽣能有⼏个⼗年。这⼜是在他最能为⼈民做事的时期，你知道这对⼀个有志者是多么的痛苦。由于只有少数⼈先被抛出来，那时的末⽇恐惧是可以想像的。⽗亲是校长，⽗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命，忍受不了⽽⾃杀了。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号喊响，⼀百多年来有多少⼈为它殉道。
当时，我已到外地读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她只会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要划清界线，争取⾃⼰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问题看本⼈，你不要受什么影响。”⽽弟妹们年纪⼩，在⽗母⾝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弟妹们经常扒在⾷堂外⾯的玻璃窗，看批⽃爸爸，吓得他们浑⾝发抖。爸爸站在⾼⾼的台⼦上，头带⾼帽，满脸涂⿊，反捆双⼿，还⼀边被⼈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有时，⼏百个⾛资派挂着⿊牌，装在卡车上游街，……。
我当时在外地读书，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是同班同学从⽗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中了解到，再告诉我的。我在⼤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的⼀段讲话，“⼲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妈妈把周这⼀段话，藏在饭⾥送给爸爸，后来爸爸说，这张条⼦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杀。其实⽗亲为什么没有⾃杀，母亲后来给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他想他⼀死，就成了⾃绝于⼈民，孩⼦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辈⼦如何⽣存，那时的⾎统论，株连⼉⼥的严酷环境下，他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杀的。
1967年重庆武⽃激烈时，我扒⽕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硬把我推下⽕车。也挨过车站⼈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母⼯作的城市下车，⽽在前⼀站青太坡下车，步⾏⼗⼏⾥回去，半夜回到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疼，让我明早⼀早就⾛，怕⼈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双旧反⽑⽪鞋给我，第⼆天⼀早我就⾛了，⼜回到枪林弹⾬的重庆。⽗母总以为枪林弹⾬，没有政治影响可怕。临⾛，⽗亲说了⼏句话：“记住知识就是⼒量，别⼈不学，你要学，不要随⼤流。”“学⽽优则仕是⼏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爸爸的⽪鞋，今天是⼗分后悔的。我那时是⼀个学⽣，是⾃由⼈，不⽤泥⾥⽔⾥跑，⽽爸爸那时是被押着做苦⼯，泥⾥、⽔⾥、冰冷、潮湿、……，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时只理解⽗母的温暖，没有理解他们的需要，也太⾃私了。
““””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了⽐⾃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资派，下⽂控制他们的⼈均标准⽣活费不得⾼于15元。⽽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作，介绍弟妹们在河⾥挖砂⼦，修铁路抬⼟⽅……，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家集在⼀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中筛砂，修铁路时在⼟⽅塌⽅中被掩埋……挣来的。那时的⽣活艰苦还能忍受，⼼痛⽐⾝痛要严重得多。由于⽗亲受审查的背景影
响，弟妹们⼀次⼜⼀次的⼊学录取被否定，这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等教育。除了我⼤学读了三年就开始“”外，其他弟妹有些⾼中、初中、⾼⼩、初⼩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的技能，都是⾃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活以及⼼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的⼀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往⽜棚送饭，抄检查……，还帮助⽗亲把检查刻腊板，多印⼏份，早⼀些解决问题。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母亲就⽤⼀块⽵⽚削好，在腊纸上刮，印出检查。……。母亲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乎⽿聋。
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上千万⼲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了。⽗亲没有作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后来我⼊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弟妹们多了⼀种幸运。不过因为⽗亲的问题，我⼀直没有能通过⼊党申请，直到粉碎_以后。
““””对国家是⼀场灾难，但对我们是⼀次⼈⽣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个书呆⼦。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件奇观。因为⽗亲受审的影响，哪⼀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不愿做司令，拉三、五个被社会抛弃的⼈，组⼀个战⽃队，做⼀个袖章戴戴。那时戴上这种袖章是⼀种政治地位的象征。也羡慕家庭清⽩的同学。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1976年10⽉，中央⼀举粉碎了“_”，使我们得到了翻⾝解放。我⼀下⼦成了奖励
“暴发户”。“”中，⽆论我如何努⼒，⼀切⽴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们⽴三等功、⼆等功、集体⼆等功，⼏乎每年都⼤批涌出，⽽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也从未有⼼中的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理素质培养。粉碎
“_”以后，⽣活翻了个⼉，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下⼦“标兵、功⾂……”部队与地⽅的奖励排⼭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去代领回来的，我⼜分给了⼤家。
1978年3⽉我出席了全国科学⼤会，6000⼈的代表中，仅有150多⼈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党⼈⼠。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亲的历史进⾏外调，否定了⼀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也寄给我⽗亲所在的地⽅组织。我终于加⼊了中国[禁⽌字符]。后来⼜出席了党的第⼗⼆次全国代表⼤会。⽗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做了⼀个⼤⼤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
我⽗亲也在粉碎“_”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些重点中学，提⾼⾼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前他是⼀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种⼯作机会，全⾝⼼的就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个尾巴，⼲了⼀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不了了。我也亲历亲见过，四川省委⽼领导杨超同志“”中⼆次复出，他的⼩孩⼀直与我们是朋友。“”初期他⽗亲被关进监狱中，当时听他⼥⼉说过⼏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亲谈话，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他⼀出来都毫⽆怨⾔就投⼊了⼯作。我为⽼⼀辈的政治品⾏⾃豪，他们从⽜棚中放出来，⼀恢复组织⽣活，都拼命地⼯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代⼈、下⼀代⼈、下下⼀代⼈学习。⽣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个⼈为⼈民奋⽃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年来是⼀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投⼊经济建设。我那时年青，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其含意。过了⼆、三年⼤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在党的
“⼗⼆⼤”期间，我们基建⼯程兵⼩组与铁道兵⼩组的中⼼话题就是裁军，因为⼀开完“⼗⼆⼤”，我们就要整建制的离开军队，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廿年的军队⽣活。当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
转⼊地⽅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驾驭它的能⼒，⼀开始我在⼀个电⼦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被⼈骗过。后来也是⽆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年是在⼗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母、侄⼦与我住在⼀间⼗⼏平⽅的⼩房⾥，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活也⼗分节省，攒⼀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还与妹妹说，她存有⼏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上只装了⼏⼗元钱，⼜未装任何证件，是作为⽆名⽒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母⼼，⼀个母亲的⼼多纯。)当时在⼴东卖鱼、虾，⼀死就⼗分便宜，⽗、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些。我也⽆暇顾及他们的⽣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分巨⼤，我不仅照顾不了⽗母，⽽且连⾃⼰也照顾不了，我的⾝体也是那⼀段时间累垮的。我⽗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的健康。
我总认为母亲⾝体很好，还有时间。我⾝体不好，以及知识结构、智⼒跟不上时代，也将逐步退出
历史舞台，总会有时间陪陪她的。没想到飞来横祸。回顾我⾃⼰已⾛过的历史，扪⼼⾃问，我⼀⽣⽆愧于祖国、⽆愧于⼈民，⽆愧于事业与员⼯，⽆愧于朋友，唯⼀有愧的是对不起⽗、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我知道我的情况⽐绝⼤多数⼈要好，为了忘却纪念，也⼀吐为快。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