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党群众路线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完整）,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4篇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篇1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延安精神，首先要对延安精神作出明确的界定。我们课题组认为，延安精神就其形态来说，不是一个理论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优良作风和风范。概括而言，延安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在陕北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传统，集其大成，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使之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新中国成立之后，它又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不断深化。
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条件：
一是客观条件。延安地处陕西西北部、黄河中游，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20世纪30年代，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水平十分低下。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和边区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主要兵力放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上，国民党也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加上华北地区不断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延安和边区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面对饥饿和生存的威胁，在能否坚持抗战胜利的巨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和退缩，奋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努力自救，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最后胜利。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这就是延安精神。
二是政治基础。主要表现在：第一，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一切方针和政策都是在延安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战役是在这里指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所有重大的行动也是在这里部署的。延安和陕甘宁是1935年到1948年中国革命的中心，是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重庆谈判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指导中心。第二，延安是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总后方。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八路军坚持敌后作战的战略总后方，为各敌后战场和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输送了大批的干部，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第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和各类人才的革命大熔炉。中共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区域，成为培养抗战干部和人才的革命熔炉。正是延安所处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同时也使延安精神能够超越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
三是理论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曾说过，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奋斗目标和长远奋斗目标。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强大富裕的一面旗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文章中，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共产党员的人生坐标。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对艰苦奋斗的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视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和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最先对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加以概括的是毛泽东。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 [1]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延安精神的基本概念，而且强调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和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
概括而言，延安精神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点是延安精神的首要内容，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科学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由此所构成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根本保证。其次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丰富内涵，并且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2]第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延安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毛泽东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分离的。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实现党的路线的重要保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体现了一个毫无私利、始终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为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向全党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第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4]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这一作风成为延安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延安精神的最集中体现。这也是我们一听到延安精神首先想到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延安精神的同一语。
有这样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延安精神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尽管具体表述各有侧重，但有一点为人们共识，这就是“艰苦奋斗”。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 [5]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6]之后，他又多次强调：“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7]
艰苦奋斗既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其基本含义从思想层面上来讲，一是艰苦，二是奋斗。艰苦是指客观环境和条件，奋斗是指主观进取，艰苦奋斗即用主观的努力战胜客观环境和条件，艰苦和奋斗紧密相连，重在奋斗。从精神实质上讲，艰苦奋斗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一种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一种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来讲，艰苦奋斗是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和脚踏实地、认真肯干的工作作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既承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扫荡和军事进攻，又承受着物质匮乏、经济严重困难的巨大压力。为了战胜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严峻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面前，党没有回避，没有低头，而是以艰苦奋斗的精神，采取种种有力的措施，主动向困难进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艰苦奋斗为全党所接受，而且成为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行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带头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才能感动中国的人民大众甘心情愿和我们一切奋斗，争取胜利。这一时期，艰苦奋斗精神得到了极为充分的表现，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由于以艰苦奋斗为支撑，不仅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而且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延安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6年，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眼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友人斯特朗也说，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是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它们的含义似乎比口号要深远得多，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这两位美国记者以自身的见闻和感受，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妙，也说出了延安精神的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延安精神，实践了延安精神。可以说，延安精神，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作为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突出特色，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新的形象，成为新社会的雏形。
●今天我们研究延安精神，主要目的应在于说明它的现实价值，明确弘扬这一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产生和形成伟大延安精神的延安时期，作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留下的历史经验仍在党和国家今天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对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 [8]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先后两次到延安考察，对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概括和阐述。他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无论过去、现在与未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延安精神。胡锦涛同志指出，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3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孕育了延安精神。这一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关于牢记“两个务必”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发达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精神也不能丢。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时强调：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地震灾区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充分反映了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
在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延安精神得到大发扬和大发展。
今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8级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破坏和众多人员伤亡。面对巨大的灾难，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艰苦卓绝的抗震救灾斗争中。这场灾害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国人民的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有极强的组织领导和指挥能力的，党所领导的军队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的，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优良传统熏陶和教育的我国各族人民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
展开抗震救灾画面，感人至深的是党、政、军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普通战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奋不顾身地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壮举。
这要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说起。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后两小时，温家宝总理就赶赴四川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胡锦涛总书记亲临一线，不顾余震和山体滑坡的危险，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指挥抗震救灾。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和军队都紧急行动起来，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抢救人的生命，是抗震救灾的重中之重。参加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公安干警和各级地方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救人，有的在执行任务前留下遗书，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经过奋力抢救，先后从废墟中救出6452名生还者，有68608名伤员被接收住院治疗，绝大部分灾民都得到生活安置。
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身先士卒作出了榜样。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群众，带动了群众。我们看到，在地震发生后，许多人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数不胜数的舍己救人的感人事例，催人泪下。抗震救灾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读了他，会使人灵魂净化，精神境界得到升华。相比之下，个人主义的推崇者所鼓吹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天经地义，有多么渺小，多么低下。
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大放异彩。地震发生后，灾区干部和群众临危不惧奋起自救，全国人民展开了全力支援。全国各地一支支救援队伍、一批批救灾物资以最快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抵达灾区，全国人民尽自己所能捐献钱物，成千上万志愿者赶赴灾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献了大量善款和物资。十几亿人民伸援手、献爱心，这是抗震救灾的基本力量。而国际社会的援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灾区人民和救灾人员所面对的艰难险阻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这种条件下，打赢一个又一个硬仗，不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在京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指出：要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大力宣传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使之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坚定意志，转化为办好奥运、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使我们作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开展的工作符合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我认为可以说，这是延安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的大发扬、大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篇2
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内涵.周培清：
2014-04-01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表述内涵深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观的深刻体现、系统表达和高度统一。
一切为了群众，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价值观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价值大小的根本尺度、根本观点。“为了谁”的问题，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确立起来的。《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组织的政党；
共产党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衡量政党价值大小的根本尺度、根本看法，就是能否为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谋利益，也就是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一切为了群众，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一切依靠群众，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何为历史活动的前提、谁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类历史有无规律、什么是人类历史的规律等历史基本问题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依靠谁”的问题，实质上是历史观问题，反映了对历史是由谁创造并推动的认识问题。当今世界上政党组织的历史观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或者认为历史是由上帝以及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创造的，或者认为历史是由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而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历史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
一切英雄人物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有可能在历史进步中发挥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归根到底还是人民群众的作用，而不是英雄人物个人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唯物史观，所以，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一切依靠群众”，认为只有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篇3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延安精神，首先要对延安精神作出明确的界定。我们课题组认为，延安精神就其形态来说，不是一个理论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优良作风和风范。概括而言，延安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在陕北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传统，集其大成，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使之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新中国成立之后，它又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不断深化。
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条件：
一是客观条件。延安地处陕西西北部、黄河中游，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20世纪30年代，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水平十分低下。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和边区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主要兵力放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上，国民党也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加上华北地区不断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延安和边区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面对饥饿和生存的威胁，在能否坚持抗战胜利的巨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和退缩，奋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努力自救，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最后胜利。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这就是延安精神。
二是政治基础。主要表现在：第一，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一切方针和政策都是在延安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战役是在这里指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所有重大的行动也是在这里部署的。延安和陕甘宁是1935年到1948年中国革命的中心，是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重庆谈判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指导中心。第二，延安是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总后方。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八路军坚持敌后作战的战略总后方，为各敌后战场和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输送了大批的干部，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第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和各类人才的革命大熔炉。中共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区域，成为培养抗战干部和人才的革命熔炉。正是延安所处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同时也使延安精神能够超越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
三是理论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曾说过，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着作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奋斗目标和长远奋斗目标。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强大富裕的一面旗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文章中，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共产党员的人生坐标。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对艰苦奋斗的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视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和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最先对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加以概括的是毛泽东。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 [1]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延安精神的基本概念，而且强调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和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
概括而言，延安精神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点是延安精神的首要内容，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科学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由此所构成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根本保证。其次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丰富内涵，并且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2]第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延安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毛泽东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分离的。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实现党的路线的重要保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体现了一个毫无私利、始终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为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向全党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第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着的标志之一。” [4]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这一作风成为延安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延安精神的最集中体现。这也是我们一听到延安精神首先想到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延安精神的同一语。
有这样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延安精神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尽管具体表述各有侧重，但有一点为人们共识，这就是“艰苦奋斗”。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 [5]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6]之后，他又多次强调：“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7]
艰苦奋斗既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其基本含义从思想层面上来讲，一是艰苦，二是奋斗。艰苦是指客观环境和条件，奋斗是指主观进取，艰苦奋斗即用主观的努力战胜客观环境和条件，艰苦和奋斗紧密相连，重在奋斗。从精神实质上讲，艰苦奋斗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一种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一种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来讲，艰苦奋斗是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和脚踏实地、认真肯干的工作作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既承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扫荡和军事进攻，又承受着物质匮乏、经济严重困难的巨大压力。为了战胜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严峻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面前，党没有回避，没有低头，而是以艰苦奋斗的精神，采取种种有力的措施，主动向困难进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艰苦奋斗为全党所接受，而且成为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行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带头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才能感动中国的人民大众甘心情愿和我们一切奋斗，争取胜利。这一时期，艰苦奋斗精神得到了极为充分的表现，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由于以艰苦奋斗为支撑，不仅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而且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延安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6年，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眼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友人斯特朗也说，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是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它们的含义似乎比口号要深远得多，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这两位美国记者以自身的见闻和感受，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妙，也说出了延安精神的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延安精神，实践了延安精神。可以说，延安精神，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作为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突出特色，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新的形象，成为新社会的雏形。
●今天我们研究延安精神，主要目的应在于说明它的现实价值，明确弘扬这一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产生和形成伟大延安精神的延安时期，作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留下的历史经验仍在党和国家今天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对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 [8]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先后两次到延安考察，对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概括和阐述。他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无论过去、现在与未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延安精神。胡锦涛同志指出，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3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孕育了延安精神。这一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关于牢记“两个务必”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发达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精神也不能丢。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时强调：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地震灾区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充分反映了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
在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延安精神得到大发扬和大发展。
今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8级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破坏和众多人员伤亡。面对巨大的灾难，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艰苦卓绝的抗震救灾斗争中。这场灾害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国人民的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有极强的组织领导和指挥能力的，党所领导的军队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的，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优良传统熏陶和教育的我国各族人民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
展开抗震救灾画面，感人至深的是党、政、军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普通战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奋不顾身地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壮举。
这要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说起。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后两小时，温家宝总理就赶赴四川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胡锦涛总书记亲临一线，不顾余震和山体滑坡的危险，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指挥抗震救灾。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和军队都紧急行动起来，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抢救人的生命，是抗震救灾的重中之重。参加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公安干警和各级地方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救人，有的在执行任务前留下遗书，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经过奋力抢救，先后从废墟中救出6452名生还者，有68608名伤员被接收住院治疗，绝大部分灾民都得到生活安置。
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身先士卒作出了榜样。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群众，带动了群众。我们看到，在地震发生后，许多人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数不胜数的舍己救人的感人事例，催人泪下。抗震救灾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读了他，会使人灵魂净化，精神境界得到升华。相比之下，个人主义的推崇者所鼓吹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天经地义，有多么渺小，多么低下。
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大放异彩。地震发生后，灾区干部和群众临危不惧奋起自救，全国人民展开了全力支援。全国各地一支支救援队伍、一批批救灾物资以最快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抵达灾区，全国人民尽自己所能捐献钱物，成千上万志愿者赶赴灾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献了大量善款和物资。十几亿人民伸援手、献爱心，这是抗震救灾的基本力量。而国际社会的援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灾区人民和救灾人员所面对的艰难险阻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这种条件下，打赢一个又一个硬仗，不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在京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指出：要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大力宣传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使之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坚定意志，转化为办好奥运、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使我们作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开展的工作符合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我认为可以说，这是延安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的大发扬、大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篇4
李约瑟悖论内涵及其现实意义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对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中国科技却落后于西方的问
题进行过研究论述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悖论”。本文就谈谈我对李约瑟悖论的内涵理解以及它的现实意义。一、什么是李约瑟悖论
“李约瑟悖论”是指李约瑟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对三个“悖论”的分析。李约瑟在该文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科学技术成就之后，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三种论点：中国无科学论、制度抑制发明论和中国文明停滞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该文结论部分提出的三个“悖沦”，本意就是对这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分析与反驳，结果使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深化了，所以从积极意义上称之为“李约瑟悖论”。
二、李约瑟悖论的内涵
（一）中国无科学论与李约瑟第一悖论
早在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的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就发表过《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文章，认为：“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
其后，1936年哲学家冯友兰再次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认为“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据其自身之价值标准，她无需任何科学”。他们首先断定中国没有科学，然后分析其原因。
李约瑟指出：“根据通常的说法，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科学与技术。这里指的是，把科学定义为近代科学，那么它的确仅仅起源于文艺复兴后期、伽利略时代的西欧，指的是数学化的假说与实验结合起来的近代科学。但这与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回事。”就科学整体而言，有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从公元前5世纪至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成果辉煌，遥遥领先于欧洲。这样，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问题，既不是从来就落后，更不是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也不是古代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没有关系，而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近代科学落后。因此，可以将李约瑟第一悖论表述为：古代科学技术产生那么多成就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二）制度抑制发明论与李约瑟第二悖论
针对关于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原因被简单地归于封建官僚制度压制科学应用与技术发明的通常说法，李约瑟引用有说服力的例证加以否定，认为公元前5世纪到15世纪中国官
僚封建制度在自然知识应用方面，比欧洲军事贵族封建制度或奴隶制古代文明有效得多。
他还分析了另一观点：中国封建社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而对节约劳动的技术需求不足，指出：“如果中国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无限，那么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我们迄今还没有遇到一次由于明显担心技术失业而拒绝使用一项发明的例子。”
倒是中国许多方面采用和推广了“成串”的技术创新，朝廷官员在许多方面帮助了科学的应用。例如，汉朝用地动仪为宫廷提供地震发生的消息并确定地震的方位；
唐朝派出过考察队，测量从印度支那到蒙古1500多英里长的子午线弧度，及绘制从爪哇到南天极20。之内的星图；
宋朝建立了雨雪计量站的网络。因此，如果说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官僚封建制度抑制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汉唐以来封建朝廷在许多方面鼓励应用科学?这显然是一悖论，这个悖论值得人们探究的含义可以表述为：曾经在许多方面鼓励应用科学的中国封建制度，为什么没有引起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三）中国文明停滞论与李约瑟第三悖论
法国大作家雨果曾在其作品《笑面人》中说过一段话：“像印刷术、火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一有一种发明，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留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自此之后，这便成为中外人士比较中西文化的惯用手法，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中国为永恒停滞的文明，西方是永久大变动的文明。
李约瑟指出，正是基于这个“中滞西变”两种文明的观点，西方人津津乐道和相信那些列举中国的发明在中西两种文明中的作用截然不同的陈词滥调：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他们仅仅用做焰火，而让西方人利用火药的全部力量；
中国人利用罗盘确定坟墓面朝正南，但哥伦布却用它发现了美洲；
中国人设计了蒸汽机的结构，但瓦特把蒸汽应用于活塞；
中国人使用旋转风扇，但仅仅用于给宫室提供凉风；
中国人懂得选种，但把它局限于良种金鱼的繁殖。李约瑟严肃地指出：“所有这些奇异的对照可以证明在历史上全是虚假的。中国人的发现和发明大都进行了很大的广泛的应用，但只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标准的社会控制之下。”他不赞成关于中国停滞的看法，认为：“由西方误解所引起的有关停滞的陈词滥调，从来就不真正适用于中国；
中国只是缓慢而稳步的进展而被在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按指数的发展及其一切成果所超越。”所以中国只是相对落后。
如果说，中国科学技术在中西方的作用不同，那么，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中国科学技术对中西方社会的影响不同。李约瑟认为，存在一个悖论中的悖论：“‘停滞的’中国竟是在西方社会结构中起着定时炸弹作用的那么多发现与发明的施主。”
李约瑟也明确强调过：起源于欧洲的近代科学，是在中世纪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却大部分不是欧洲的，它主要来自于亚洲，特别是中国。而且中国的发现和发明，特别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成为摧毁西方社会结构的定时炸弹。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悖论中的悖论”。这第三悖论具有更加宽泛更加深刻的社会含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引发中国社会变革，却成为欧洲社会变革和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杠杆？
三、李约瑟悖论的现实意义
（一）从李约瑟悖论研究角度与方法进一步深化与提高层面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李约瑟难题提出至今，知识界在此问题的讨论一直未停止过，中间经历讨论高潮。如果未来国家科技及综合实力还不强大，相信还会有学者追问类似于李约瑟难题这样的问题。进一步研究李约瑟难题会清误溯本，使研究思路、方法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李约瑟难题研究进路从问题对话更多转向方法思考，就是学者们对难题深入探讨的明证。
(二从学科意义上解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的科学概念，“是一种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别的、有机的、普适的世界性科学，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将汇流到这种科学之中。这种普适的科学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的成就与其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李约瑟难题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学科一直悬而未解的难题之一。进一步加深研究李约瑟难题是这两大学科的任务。“与李约瑟有关的一个编史学问题是‘科学进步论’一定导向‘欧洲中心论’吗？”科学产生是必然还是偶然？针对“科学进步”，未来我们如何做才能避免科学消极影响？在“科学进步论的前提下，现在及未来各个文明间如何避免冲突？这些问题应是李约瑟难题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科学与国家发展
以李约瑟难题的求解为着眼点问题转向“如何定义科学”、“科学与技术是一种文化过程”、“科学与技术历史关系”“现代科学技术预测”等焦点问题。如果中国古代技术高度发展到现代，国家综合实力强盛到今，也许就不会有此悖论。通过研究李约瑟难题，问题关键实质应是分析影响中西科学技术的内外因条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研究历史可以为未来作指导。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与技术的竞争。通过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历史逻辑关系、影响科学技术内外因素来为现在和未来科学技术发展作指导与预测，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